齐桓公四十一年(公元前645年)，管仲因病去世。《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

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如何?”对曰：“背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刀如何?”对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专权。

管仲评价易牙杀子取媚于君，不合人之常情，不可用;开方放着卫国太子不做，以臣事君，不合人之常情，不可近;竖貂自宫以取媚国君，不合人之常情，不可亲。如此酷评，等于管仲的临终政治遗嘱，尊称管仲为“仲父”的齐桓公却充耳不闻，结果酿成了“三子专权”的局面。

《史记齐太公世家》正义引颜师古的记述，细节更加丰富：

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将何以教寡人?”管仲曰：“愿君远易牙、竖刀。”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邪?”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将何爱于君!”公曰：“竖刀自宫以近寡人，犹尚疑邪?”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将何有于君!”公曰：“诺。”管仲遂尽逐之，而公食不甘心不怡者三年。公曰：“仲父不已过乎?”于是皆即召反。

齐桓公问：“易牙烹子让我尝鲜，难道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管仲回答：“人之常情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易牙既然能如此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儿子，又怎么会爱国君您呢!”齐桓公又问：“竖貂自宫以亲近我，难道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管仲回答：“人之常情没有不爱自己身体的，竖貂既然能如此残忍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又怎么会爱国君您呢!”于是管仲临死前把易牙和竖貂都驱逐了。失去了这两个人，齐桓公吃饭不香，心里不痛快了三年，埋怨管仲太过分，又把两人都召回来了。

结果，三年后齐桓公病重，三个取媚者，三个被管仲定义为“不可”、“难近”、“难亲”的人，最终决定了齐桓公的悲惨命运。

公有病，易牙、竖刀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有一妇人逾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妇人曰：“吾无所得。”公曰：“我欲饮。”妇人曰：“吾无所得。”公曰：“何故?”曰：“易牙、竖刀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故无所得。”公慨然叹，涕出，曰：“嗟乎，圣人所见岂不远哉!若死者有知，我将何面目见仲父乎?”蒙衣袂而死乎寿宫。虫流于户，盖以杨门之扇，二月不葬也。

颜师古讲述的故事简直是一篇精彩的短篇小说。齐桓公病重，易牙和竖貂发动政变，堵塞宫门，筑起高墙，不准出入。有一个妇人趁隙翻墙而入，齐桓公要求吃饭，妇人说没有。又要求喝水，妇人也没有。尚蒙在鼓里的齐桓公这才得知了易牙和竖貂的阴谋。可是悔之晚矣。齐桓公就像濒死的吴王夫差因愧对伍子胥蒙面而死一样，也用衣袂蒙面而死。死后两个多月都没有埋葬，尸虫泛滥，都流到门外了。齐桓公不听管仲的劝告，堂堂一国之尊，春秋第一霸主，竟然落到了尸体用杨木门板遮盖的地步。

《史记齐太公世家》的记载更加血腥：易牙和竖貂诛杀群吏。除了托付给宋襄公，居住在宋国的孝公外，其余五位公子交相攻伐，最后易牙和竖貂立公子无诡 (即长卫姬的儿子武孟)为君，齐桓公停尸六十七天之后，方才被公子无诡埋了。紧接着，无诡立三月即被杀身亡，宋国护送孝公即位，是为齐孝公。

竖貂此人，再也没有见诸史册，倒是“竖貂”的混合体——阉竖和“银珰左貂”，成为中国史上耳熟能详的专有名词，刺激着某一个有知识的群体在朝代易色时的神经：要么成为阉竖，要么成为“银珰左貂”的代表。易牙呢?这个“雍巫辨味”的民间传说的主角，在齐桓公死的那一年(公元前643年)，改奉齐桓公的最后一个如夫人宋华子所生的公子雍， “以为鲁援”。至此，易牙—雍巫，雍巫改奉公子雍，易牙易了主人的口味，正所谓名至实归。

竖貂不仅是中国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寺人，而且是第一个自宫者。即使在齐桓公时代，即使在好色的齐桓公后宫充盈的情况下，竖貂凭借自己的美色，仍然得到了齐桓公的宠幸。自宫者被宠幸的荣誉，在自宫的源头处就得到了最大的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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