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晋阳到长安，从起兵到建唐，从大业十三年(617)六月到武德元年(618)五月，前后正好一年。一年，弹指一挥间。李渊为什么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就能如此迅速地推翻一个旧王朝，建立一个新王朝呢?笔者认为，除了家世显赫、政治老练、粮草充实、兵马强壮外，还在于李渊能够广泛招揽吸收人才、注重善待士庶百姓、提前解除后顾之忧、积极寻求外部支援、精准把握出兵时机、果断调整作战思路、尽量减少敌对矛盾。而后面提到的这一系列举措，恰恰是李渊在短时间内够脱颖而出，成功缔造大唐帝国的决定性因素。

但凡有大志的人，通常都会招纳英才组团队，广树恩信结人缘，李渊也不例外。杨玄感叛乱后，隋炀帝命李渊镇守弘化郡，兼知关右诸军事，以备防御。期间，李渊“历试中外，素树恩德，及是结纳豪杰，众多款附”(《旧唐书》)，积极培植私人势力。镇守太原后，李渊又命李建成在河东“潜结英俊”，命李世民在太原“密招豪友”，二人皆能“倾财赈施，卑身下士，……故得士庶之心”(《大唐创业起居注》)，于是晋阳一带的官僚、地主、豪商纷纷拥护李渊，裴寂、刘文静、武士彠、许世绪、唐俭等人成为李渊的左膀右臂。

除了结纳英俊豪杰，李渊还取悦于民，施恩于民，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攻取西河后，李渊“不戮一人，秋毫无犯，各尉抚使复业，远近闻之大悦”，同时“开仓以赈贫民，应募者日益多，……通谓之义士”(《资治通鉴》)，华阴令李孝常“以永丰仓来降”，三秦士庶纷纷前来归附，李渊“礼之，咸过所望，人皆喜悦”(《旧唐书》)。攻打长安时，李渊“命各依垒壁，毋得入村落侵暴”(《资治通鉴》)。占领长安后，李渊又“约法十二条，杀人、劫盗、背军、叛者死”(《新唐书》)。这些做法，使李渊的威望直线上升。

领兵打仗，不仅要瞻前，还要顾后。李渊起兵前，曾受到过突厥的寇掠，“突厥数万众寇晋阳，轻骑入外郭北门，出其东门。……留城外二日，大掠而去”(《资治通鉴》)。突厥是北方一个古老而又显赫的民族，隋朝初年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在阿尔泰山以西，东突厥则控制着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隋末战乱之际，两大突厥部落趁机迅速统一，重新振作，雄居漠北，力控西域，高视阴山，且“有轻中夏之志”(《旧唐书》)，对中原地区特别是晋阳一带构成了极大威胁。李渊起兵南下，首先要解决突厥这一后顾之忧。

为此，李渊派人出使突厥，并“自为手启，卑辞厚礼”，一度称臣于始毕可汗。始毕可汗表示“苟唐公自为天子，我当不避盛暑，以兵马助之”，不久便“遣其柱国康鞘利等送马千匹诣李渊为互市，许发兵送渊入关，多少随所欲”。后来，李渊又派刘文静出使突厥向始毕可汗借兵，果然又有“突厥兵五百人、马二千匹来至”(《资治通鉴》)。两次出使，不仅消除了争夺天下时来自突厥的居大威胁，同时又将突厥引以为援，联兵南下，这对于刚刚起步的李氏集团来说是至关重要和非常值得的。后院稳固，前方作战才能势如破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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