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是一个谨慎的人，也是一个善于洞察时局、把握时机的人。早在大业九年(613)，窦抗就劝李渊起兵，李渊以“为祸始不祥”(《新唐书》)拒绝。大业十一年(615)，夏侯端以“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劝李渊举事，李渊虽“深然其言”，却按兵不动。大业十二年(616)，唐俭等人又劝李渊起兵，李渊仍表示“将思之”(《通鉴纪事本末》)。在李渊看来，隋朝统治势力虽然衰减，但仍不可小觑，贸然起兵必然会一败涂地。一直等到“百姓苦役，天下思乱”(《隋书》)，农民起义全面爆发之时，李渊才发力。

李渊起兵时，恰逢李密、窦建德、杜伏威均在中原地区和江淮地区牵制了隋军主力，隋炀帝本人也坐镇江都。这样一来，长安反倒成为隋朝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自古即有“得关中者得天下”之说，谁占据关中，谁就能掌握主动权。战机稍纵即逝，李渊抓住关中空虚这一时机，一路绕过阻碍，兵锋西指，乘虚入关，直取长安。这支“鼓行而西”的生力军如同一把尖刀，径直插向隋朝的腹心地带，最终抢先占据了长安。长安是隋朝国都，也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李渊以长安“号令天下”(《资治通鉴》)，可谓走出了一条捷径。

占据长安后，李渊担心成为众矢之的，没有急于称帝，而是重新打出了尊隋的旗号，架空隋炀帝，把年仅十三岁的杨侑立为皇帝。杨侑名为皇帝，其实不过是李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工具而已。李渊此举，一方面可以避免担上谋反罪名，缩小敌对面，一方面可以打着安定隋室的幌子公开招兵买马，扩大势力。同时，李渊对有功之臣和隋朝旧臣大肆封赏，以收买人心。义宁二年(618)四月，隋炀帝被杀。秦王杨浩、越王杨侗相继被立为皇帝，其他地方势力和起义军也纷纷称帝称王。在这种形势下，李渊也加快了改朝换代的步伐。

武德元年(618)五月，杨侑禅位，李渊登基称帝，国号唐，史称唐高祖。孙伏伽上表赞誉李渊“龙飞晋阳，远近响应，未期年而登帝位”(《通鉴纪事本末》)，虽有吹捧之意，却也符合史实。此后，李渊对外俘杀薛仁杲、败逐刘武周、迫降王世充、俘斩刘黑闼，统一了全国;对内加强中央集权，草创和完善各项制度、律法，为“贞观之治”打下了坚实基础。李渊是反隋建唐的核心决策者，没有李渊的高瞻远瞩、海纳百川和统一指挥，唐朝的建立与否还是个未知数。不少学者把唐朝的建立归功于李世民，显然是对李渊的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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