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嘉靖皇帝既然是以“议礼”而建立自己的统治权威，那么在祭天的问题上他是不含糊的，不但不含糊，而且积极性特别高。从嘉靖元年到九年，当时还是每年的孟春同祭天地于南郊，嘉靖皇帝每次都是亲自为之。但当在“大礼议”中挫败了杨廷和等人之后，嘉靖皇帝便更热衷于改革礼制。于是在嘉靖九年，他力排众议，恢复洪武初年的冬至祭天、夏至祭地的所谓天地分祭制度。他的理由是，父亲是天、母亲是地，所以都要分开祭祀。其实这分不分开，都是最高统治者一句话的事情。

明朝建立的时候，天地是分祀的。后来明太祖朱元璋把天地合在一起祭祀，所说的理由则是父亲和母亲本来就应该生活在一起，怎么能够分开呢?就这一句话，合了。而现在也就是嘉靖皇帝的一句话，就分了。忙碌的却是为皇帝的决定提供依据的礼部官员们。他们引经据典，吵得不亦乐乎。皇帝一句话，就是结论，于是大家都称赞他的决定才是最英明的，并且乐此不疲地为这个英明决策寻找理论依据。

自己制定的规矩，自己就得做。所以在嘉靖九年及此后的嘉靖十年、十一年的冬至日，嘉靖皇帝都亲自到南郊祭天。但嘉靖十二年、十三年的冬至，都因为身体原因而没有亲自祭天，所以，造成的舆论压力就十分大。所以他要反复作出解释。

皇帝和普通人一样，有病就应该治疗，这本来是件十分平常的事情。但是，给皇帝治病和给普通人治病，却不一样。普通人病了，郎中望、闻、问、切，然后开出药方，进行治疗，目的很单一，就是把病治好。但皇帝却不同，他病了，专门给他治病的郎中，当时叫“御医”，也要望、闻、问、切，也要开出药方，也要对他进行治疗把病治好，但目的却不仅如此，原因就出在他有众多的嫔妃这个问题上。

这个问题又得分两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当然是皇帝自己。身体不好，体弱多病，那就应该好好调养，不要有过多的欲望。但满眼都是秀色，处处都是诱惑，嘉靖皇帝自己就把握不住了。唯一能够管住他的是皇后，但嘉靖皇帝脾气怪僻，皇后也管不住他，也不敢管他。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那些年轻美貌的嫔妃，谁又愿意守着一个专心养病的皇帝?她们也希望皇帝能够身体强壮。

这两个方面的需要，都只有寄托在一种人的身上，哪种人?就是既能给皇帝治病又能让皇帝迅速强壮的人，哪怕是假强壮、外强中干的强壮也行。而这种人也十分现成，他们就在皇帝的身边。不在皇帝身边也不要紧，一道旨意下去，相隔千山万水也得把他们召来。于是就出现了两个最能让体弱多病的嘉靖皇帝满意的人，一个叫邵元节，一个叫陶仲文。

邵元节是江西贵溪人，是龙虎山上清宫的道士。在当时，江西贵溪县龙虎山的上清宫可是了不起的地方，是天师道的“祖庭”，世代相传的张天师就住在上清宫，总领天下道教。所以这个贵溪也就以盛产道士而著名，邵元节就是当时龙虎山最著名的道士之一。人们相信他能祈雨、祈雪，也相信他能治病，特别是能治疗不育症。不仅如此，这个邵元节还有政治头脑。正德时，宁王在南昌谋反，派人用厚礼请邵元节，邵元节硬是托故不往。

嘉靖皇帝即位后，身体不好，有人便向他推荐邵元节。邵元节应召来到北京后，立即得到嘉靖皇帝的接见，被安排在当时北京最著名的道观之一显灵宫居住，专门掌握皇家的祭祀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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