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之后，慈禧自知自己名位不济，收敛了许多，也懂得了要时常逢迎皇帝之余对皇后也曲意奉承。咸丰帝赏赐了名贵物品，她不时拿来孝敬皇后;她变得谦卑有礼，会用甜言蜜语讨好和哄骗皇后;她不再日上三竿还和咸丰帝偎在温柔乡里，不但敦促咸丰帝及时处理朝政，她还经常从旁协助。这些转变让皇后的心情由雨转阴，也为她的独宠减少了许多阻力。

慈禧虽然以美貌获得了咸丰帝的格外垂爱，但环视后宫，处处都是婀娜多姿的身影，慈禧知道，在众芳吐艳的后宫想要固宠，不善于审时度势，邀媚惑主，很可能就是后宫角逐的牺牲品。冷静睿智的慈禧决定主动出击，击败群芳，独占鳌头。

咸丰帝时已是清朝晚期，由于承平日久，帝王们早已失去了先祖们的励精图治和雄才伟略。日渐腐朽的政局、日渐萎靡和懒惰的皇帝，给皇权旁落提供了滋养的土壤。懦弱而无能的咸丰帝面对破败的祖宗基业，一味寄情声色，最终挖空了自己，狡黠多智的慈禧成了他身边的智多星。

咸丰帝即位之初，从道光帝手上接过来的江山已经是风雨飘摇的封建末世，积贫积弱的政治局面，加上内忧外患不断，国家每况愈下。咸丰帝即位的第八个月，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宣布起义。太平军自出金田后连战连捷，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入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定为国都。太平军起义历时十四年，遍及十八个省，东南半壁江山沦入敌手。清兵屡战屡败，战事快报雨片般飞往北京。长江太平军未靖，捻军之乱更是乘势而起，北方十多个省点燃星星之火，情势危及京城。内乱未平，外患又起。咸丰帝即位三年后，英法联军又生事端，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占广州，趋天津，突破京城，将百年皇家园林圆明园焚于一炬。

面对如此艰难而复杂的局势，咸丰帝感到力不从心，捉襟见肘。太平军沿长江而下时，清军一溃千里，咸丰帝寝食难安，曾国藩的湘军成了对付太平军的唯一劲旅，但咸丰帝又顾虑重重，一筹莫展，他害怕汉族地主势力坐大，于清廷不利，对湘军有功不赏，有罪必罚，征战各地不给人事、财政大权，致使湘军一再贻误战机。面对英法联军的肆意挑衅，咸丰帝既没有政治家的韬略，也没有军事家的远谋;既没有抗战到底的决心，也没有讲和的勇气，在和战之间举棋不定。战争爆发前夕，他还在圆明园大肆庆祝他的三十寿辰。当英法联军突破大沽口、攻占天津后，他却束手无策，与嫔妃们在圆明园抱头痛哭，并率领群臣嫔妃“北狩”热河。自咸丰三年(1853)开始，咸丰帝知道大势已去，难以挽回，于是万念俱灰，即位之初的那股励精图治、锐意进取的劲头早已烟消云散。军情奏报总是堆积如山，咸丰帝刚通宵达旦地阅完，第二天又一批奏章堆积案头，大臣们还不时来催问，这让原来瘦弱的咸丰帝心力交瘁。

咸丰帝批览奏章时，时常会携带宠爱的妃嫔同往，以解寂寞和疲乏。但皇后贤德忠厚，不善言词，对政事从来不赞一词;云嫔、丽贵人、玫常在等不过是艳丽的花瓶，忙于争风吃醋，对政事提不出过多建议;唯有慈禧，她是后宫中唯一一位懂满汉两种语言，并熟知上下近五千年历史的妃嫔。她胸怀丘壑，虽然深居后宫，但不少建议都能切正时弊，获得咸丰帝的认同，还不时有精辟分析、正确对策，有时让咸丰帝都自愧不如。慈禧善于察言观色，洞悉人性，清朝皇帝一向不许后宫干政，咸丰帝也不例外，所以虽然常常侍立在侧，她只是默默地替他摊开奏章，端茶研墨，如果咸丰帝不主动提问，她绝不建一言，不多一事。咸丰帝对这个善解人意的美人更加宠爱和信任，御览奏章时不时携她同往。耳濡目染，慈禧对奏章处理也看出了些门道，所有的奏章军机处都会按类分好，并提供处理建议，一般奏报皇帝只需批“知道了”之类的语言，重要的军情奏报皇帝可以选择其中某种建议，也可以批上自己的意见。自咸丰四年(1854)，慈禧成了咸丰帝的心头最爱，情投意合时，两人不免打情骂俏。咸丰帝知道她书法端正，便让她在奏章上代写一些简易字词，如“知道了”、“再奏”等等。慢慢地，咸丰帝会在疲惫时犯懒，把简易奏章挑选出来，要慈禧代写，自己从旁指点，慈禧总能做得让他满意。

再后来，他对她的信任与日俱增，连指点也免去，自己干脆在一旁闭目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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