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劳德的童年在一个特殊环境中度过。她生长在单亲家庭，“我从没有一个完整家庭里的感觉和安全感。当然，妈妈为我们做了一切。”可是，特劳德仍然清晰记得童年的心理印记，“我自己喜欢和这样一些孩子在一起，他们会说‘我父亲怎么说’或者是‘我父亲认为’。我总是想，有个父亲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粗暴的外公是个纯粹的军人，不关心政治。这使得特劳德一直觉得，对她来说，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我的家庭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他(外公)不关心政治，从不谈这些话题。我们按照一些原则带大：服从，牺牲，压抑自己。这都被看作是美德。”

能养活自己之后，特劳德试图挣脱命运。“我一直想读舞蹈学校。1941年，进舞蹈学校要参加入学考试，我考得很好，我觉得可以永远逃避办公室了。可我工作的出版公司却不准我离开。在1941年，只有在雇主同意后，你才可能离开工作。我是那么失望，因此央求我妹妹帮我忙，她当时已经在柏林以跳舞谋生。”

就在特劳德绝望时，她妹妹出了个主意，“让我问问阿尔伯特·保曼，看他能不能把你调到柏林去工作。”保曼是妹妹最要好朋友的姐夫，很有权势。特劳德说，“好啊。”当然，她“一点不知道这会是什么结果”。

一个人生转折就这样在特劳德面前出现。她接到通知，她的新工作，是柏林的元首办公室。

我必须承认自己喜欢这个工作

特劳德今天当然知道，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转折。她曾无数次地反省自己跨出的这一步，很自责，因为曾为希特勒工作，“也因为我确实喜欢过他。可他又是如此可怕灾难的根源。 ”

她不断盘问自己，“你看，在集中营究竟发生了些什么，那些细节后来被揭露出来。”当时，一般德国人都不知道集中营的细节。后来，“我读了Viktor Klemperer的书，当然，是在很久之后，但它确实给我很强烈的冲击。所有这些问题在1933年、1934年的最初阶段，就已经开始发生了。我觉得自己曾是那么没有感觉和自私迟钝。我没有去注意去关心。这样的感觉越来越沉重地压迫我。我似乎应该对那个还是孩子的我感到愤怒。事实是，我没有看到自己逐渐卷入的是什么，对于一切，我只是说‘是’而一点没有思考。”

她生怕自己这样说，是在为自己辩解，于是进一步自责说，“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要说我那时就不是一个热情的纳粹。当我去柏林的时候，我也许可以说‘不’，可我没有这样做，因为我只是很好奇。”

一开始，特劳德是柏林元首办公室的一般工作人员，她并没有在那里见过希特勒。“我做的事情是打开那些女人给他的求爱信。他自己并不在那里，其他人也见不到他。他在自己的私人司令部里，离‘外部办公室’很远。”

后来，那里有一次打字比赛，“办公室里谣传，说是希特勒在挑秘书。保曼坚持说我应该去试试。”虽然特劳德当时对自己的现状相当满意，并没有野心要得到这份工作，“可我还是去考了。”结果，还考得很好。

1941年12月初，考得最好的十个女孩被送往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司令部。她们在元首专列的车厢里等待接见。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她们被领着穿过黑森林去元首司令部。“一栋很令人不快的房子。在勤务人员的区域，有软木的椅子，我们排成一排。然后，见到了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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