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我只在新闻里、公开场合上见到过他，他身着军装行纳粹举手礼的样子。可是现在，来的是一个老年绅士，对我们友好微笑，和我们握手，用他出名的眼神直直看着我们，询问名字。用一种和蔼的、父亲一样的口气和我们说几句话，然后离开。走的时候，他就说了声‘晚安’。被希特勒接见的经历，完全和我以前的想象不同，那是无害的、和平的气氛。”

对从小缺少父爱的特劳德，这是内心的颤动。“我第一次见到他，他也许只是一种姿态。对我而言，或许感到是一种保护。那是我长久以来在渴望的东西。”

接下来是口述记录的测试。保曼安排了一个女孩陪特劳德进去。“曾经有一个女孩去为他的口述打字，可实在太紧张，歇斯底里的病就发了。希特勒怕这样的事情重演。”

测试过程加深了特劳德对希特勒的好感。“我进了房间，发现那里很冷，希特勒不喜欢热的房间。他对我还是很和蔼，他说，‘我的孩子，不要紧张，你不会像我那样老是犯很多错误的。在这儿坐吧，要不要我为你开暖气?’他指的是电暖器。他开始口述，我开始打字，发现自己的手指是那么颤抖，根本就瞄不准键盘上的字母。我看了一眼纸，那上面乱七八糟不成词句。”也许，本来特劳德也会像那个歇斯底里的女孩一样被淘汰，可是，“他的女勤务员Linge进来，对希特勒说：‘我的元首，里宾特洛甫来电话。’他像一般的老板一样，拿起电话开始说。这段时间给了我机会，我把句子重新写成正确的德语。然后他又开始口述，我打下来，很顺利。最后，我把记录纸交给他就出去了。”

通过测试后，希特勒再度把她叫进去，问，“小姐，你是不是愿意留在我这里。我这里总是有这样的问题，我那些年轻的女秘书，总是有人要娶她们，就突然把她们带走了。也许应该让她们戴上难看的面具，像黑人面具什么的。”

说到这里，81岁的特劳德不安地撸了一下自己的头发，“我一定是疯了，我对他说，‘元首，你不必为这件事情担忧，我身边至少22年没有男人出现了。’他大笑起来。那时我真不相信自己说了这样的疯话……诚实地说，我必须承认自己喜欢这个工作。”

就这样，特劳德成为希特勒的秘书。“我开始为希特勒工作。后来，在我成熟一些之后，我想我对他是一种对父亲形象的非常迎合的态度。可是，当你的父亲令你失望时，这又很容易转变为一种‘恨’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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