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李治和武则天关系的确立在什么时候呢?据《立武后诏》所说，当然是在太宗在世之时，亦即李治“昔在储贰”之际。但我们能够把这一时间说得更确切一些。宋人程大昌所撰之《考古编》卷一○“立武后”条称：“高宗欲易置中宫，顾命大臣合力竭谏，皆不之听，竟废王氏，立武氏。武，故太宗才人也，而立之，其于世间公议，若略无畏惮者矣。然其立诏曰：‘武氏往以才行，选人后庭，誉重椒闹，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故(笔者案：政字之误)君之锡，已经八载;必能训范六宫，母仪万姓。可立为皇后。’”

此记载与《资治通鉴》可互相补充而成相对完整的文字：“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人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壶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之锡，已经八载;必能训范六宫，母仪万姓。可立为皇后。”是诏完璧与否，我们已无从知晓，而引起我们注意的则是《考古编》中“事同政君之锡，已经八载”之语。

据《资治通鉴》，唐高宗《立武后诏》颁于永徽六年(655)十月，以此往前推八年，则为贞观二十一年(647)十月以前[相隔八年为贞观二十年(646)]。也就是说唐太宗把自己的才人武则天赏赐给其子李治，在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死前两年，或许竟在三年之前。

而恰恰在贞观二十年，我们看到了武则天和李治厮混所具备的时间条件。《旧唐书》卷八○《褚遂良传》称：“(贞观)二十年，太宗于寝殿侧别置一院，令太子居，绝不令往东宫。”当贞观二十年之时，唐太宗竟然在寝殿之侧，“别置一院，令太子居，绝不令往东宫”。这就是《立武后诏》中“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之注脚。当时，李治虚岁十九，武则天年龄稍长一些，但约略相当②。妙龄男女，同处一地，做些出轨之事，亦在情理之中。而唐太宗竟因此而将武氏赏赐于太子李治，则其社会开放程度可为高矣。

相对于唐太宗的豁达大度、唐高宗的开放大胆，褚遂良的态度则显得吞吞吐吐。据其所谏之疏，看似以君臣大道之礼仪立论，但其中亦当含有提醒太宗在饮食男女方面应该防患于未然之意，而太宗亦竟听从了褚遂良之谏。

但是，李治与武则天的这种暖昧关系的发生，确在此时么?笔者以为，贞观二十年左右之际，只是事件发展的一个阶段，其“狐媚偏能惑主”状况的最初发生，大约还要更早一些，具体地说，就是在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征辽，而李治留守定州之时。于是我们就要导入刘洎之死与武则天的关系问题了。

关于刘洎之死，千百年来，众说纷纭，其关键在于对《旧唐书》卷七四《刘洎传》下段记载之看法：

太宗征辽，令洎与高士廉、马周留辅皇太子定州监国，仍兼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太宗谓洎曰：“我今远征，使卿辅翼太子，社稷安危之机，所寄尤重，卿宜深识我意。”洎进曰：“愿陛下无忧，大臣有愆失者，臣谨即行诛。”太宗以其妄发，颇怪之，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卿性疏而太健，恐以此取败，深宜诫慎，以保终吉。”十九年太宗辽东还，发定州，在道不康。洎与中书令马周入谒，洎、周出，遂良传问起居。洎泣曰：“圣体患痈，极可忧惧。”遂良诬奏之曰：

“洎云国家之事不足虑，正当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诏问其故。洎以实对，又引马周以自明。太宗问周，周对与洎所陈不异。遂良又执证不已，乃赐洎自尽。洎临引决，请纸笔欲有所奏，宪司不与。洎死，太宗知宪(司)不与纸笔，怒之，并令属吏。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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