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段文字据《资治通鉴》所称，乃为《实录》之记载，但古人的着眼点多在褚遂良是否“诬奏”上，司马光以道德人品立论，兀自不信“忠良正直”的褚遂良竟有诬告之勾当。《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十九年十二月条《考异》称“此事中人所不为，遂良忠直之臣，且素无怨仇，何至如此?盖许敬宗恶遂良，故修《实录》时以洎死归咎于遂良耳云云”。而宋人孙甫、苏轼亦有同样的看法。

现代人的着眼点与司马光辈大有不同，他们往往从政治大局出发来看待褚遂良是否谮杀刘洎的问题。比如吕思勉先生就指出褚遂良谮诬刘洎为事实，而唐太宗杀之自有别故;汪先生提出太宗之所以杀刘洎在于“刘洎与李治素不同心”，而褚遂良则投合了太宗顾忌心理，于是刘洎不得不死;王元军先生发挥了汪先生的观点，针对各家以为许敬宗借修《实录》之机而诬蔑褚遂良的说法，提出贞观十九年的《实录》并非许氏所修，而褚遂良谮杀刘洎应是事实，褚遂良之所以有这样的举动，原因还在于刘洎不利于李治的顺利接班。

司马光等人的观点显然不对，当政治斗争尖锐复杂时，人们的是非曲直观念并不能仅仅以人品道德标准来衡量，如褚遂良，依《旧唐书》卷六○史臣所言，他非但诬陷了刘洎，而且对吴王恪、宗室李道宗也下了手。以此而论，汪等先生从政治着眼的观点自是棋高一着，褚遂良实在有诬告刘洎之动机与目的。

但笔者以为，政治因素只是根本原因，在太宗诛杀刘洎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下面，还有一些直接原因：征辽失败，使太宗有发泄的对象，这原因不言自明;而另一个原因则千百年来均未曾引起过人们的注意，那就是太子李治与太宗后宫嫔妃相厮混，其中便包括才人武氏。李治与后宫厮混这样的宫闱秘事当然不能公之于众，但太宗与褚遂良君臣也只是心照不宣，马周先是证褚遂良之伪、辩刘洎之诬，但一旦风闻刘洎案与世民李治父子争风有关，也只能是缄默不语了。

李治与太宗后宫厮混纯属宫闱秘事，直接的证据我们只能提出武则天，其他的蛛丝马迹倒还有一些。《旧唐书》卷七九《李淳风传》称：

初，太宗之世有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尝密召淳风，以访其事。

淳风曰：“臣据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逾三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歼尽。”帝曰：“疑似者尽杀之，如何?”淳风曰：“天之所命，必无禳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无辜。且据上象今已成，复在宫内，已是陛下眷属。更三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虽受终易姓，其于陛下子孙，或不甚损。今若杀之，即当复生，少壮严毒，杀之立雠。若如此，即杀戮陛下子孙，必无遗类。”太宗善其言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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