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与当时的社会心态有关。武则天是太宗才人，才人虽为内命妇之一，但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侍妾，侍妾与皇后自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在高宗把武则天从安业(感业)寺迎回宫中之时，我们不见朝廷中有任何的反对意见，而要把她立为皇后时，则反对者大有人在，其中的代表就是褚遂良。《新唐书》卷一○五《褚遂良传》称：

帝(高宗)曰：“罪莫大于绝嗣，(王)皇后无子，今欲立(武)昭仪，谓何?”(褚)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执陛下手语臣曰：‘我儿与妇，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无他过，不可废。”帝不悦。翌日，复言。对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请更择贵姓。昭仪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阶，叩头流血曰：“还陛下此笏，丐归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从幄后呼曰：“何不扑杀此獠!”

《新唐书》记载褚遂良所言“请更择贵姓”，他书多作“妙择天下令族”。假若我们把褚遂良谏高宗与魏徵谏太宗的话相比较：一个说“昭仪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一个说“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赢自累”，何其相似乃尔。褚遂良也好，魏徵也好，他们告诉我们的是这样一个信息：不管是武则天，还是杨氏，她们为侍妾是可以的，为皇后“母仪天下”则不行。当然，太宗接受了魏徵的谏言，而高宗则没有接受。既然如此，太宗对李治、武则天无所行动，后来还把武则天赏赐给李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归根结底，武则天只不过是个侍妾而已。

再次，与当时的政治动态更有紧密的联系。问题还得回到李治的身份及地位上来。李治被立为太子曾经有过戏剧性的一幕，陈寅恪先生对此有过颇为精彩的论述，读者自可参而观之。在李治立为太子之前，宫廷中有太子承乾与其同母弟李泰之斗争。《资治通鉴》卷一九六贞观十六年(642)八月条说：“时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宠，群臣日有疑议”，最终，承乾被废，但李泰亦未能如愿。在长孙无忌、褚遂良的支持下，李治被立为太子。当其时，太宗曾有过关于太子身份地位的论述。《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七年四月条称：“上谓侍臣曰：‘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且泰立，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司马光为此大加赞叹：“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以杜祸乱之原，可谓能远谋矣!”以此而言，李治为太子是安定朝廷的一着重要棋子，“盖皇位继承既不固定，则朝臣党派之活动必不能止息”。也正因为如此，当“太宗又欲立吴王恪，(长孙)无忌密争之，其事遂辍”。在立储问题上有过几次反复的唐太宗，从心底里有着投鼠之忌，辽东军归，震怒之余，亦只能迁怒于刘洎了。这可以说是刘洎不得不死的又一原因。

论证至此，我们可得出的结论便是：(1)武则天在贞观二十年便由太宗赏赐给了太子李治;(2)李治与武则天恋情的开始时间要更早一些，即在贞观十九年，地点在定州;(3)刘洎的死非但与政治有关，也与武则天与李治的恋情相涉;(4)刘洎之死、武则天进宫、武则天为皇后都是当时社会形态、政治趋势之反映，毫不足怪。归纳刘洎之死与武则天之关系，则李治与太宗嫔妃厮混，刘洎难免监视失责之咎;但李治乱伦之具体对象太宗并未明了，于是武则天成漏网之鱼也是幸运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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