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既然胡惟庸没有正当罪名，又为什么会被杀死呢?

《明史》上说，他多年受到朱元璋的宠爱，自己独揽丞相大权，有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也不向皇帝报告，还随便提拔人和处罚人，当时有很多人奔走于他的门下，送给他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朱元璋最恨的就是胡惟庸的专权，因为他专权，即使他没有罪，也要把他杀掉。丞相的权力太大，杀了胡惟庸，如果再立一个丞相，仍然不免要与皇帝分享权力。于是，朱元璋干脆一劳永逸地取消丞相制度，就不会再有丞相与皇帝分权了。

可见，胡惟庸之罪在于擅权僭侈，而这正是最不能为朱元璋所容忍的。

胡惟庸本是定远人，在朱元璋起兵后投奔了朱元璋。胡惟庸从元帅府的奏差、宁国县的主簿、知县，逐渐爬到了左丞相的高位。朱元璋对胡惟庸的专权早就怀恨在心，早已在胡案爆发之前，就悄悄采取了行动。

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下令限制中书省的权力，命令以后臣下上奏书，不许“关白”中书省。“关白”是什么意思?就是凡是送给皇帝的奏章，都要同时送给中省丞相一份。作为皇帝，朱元璋希望大权独揽，掌控生杀予夺，决定一切，怎么能允许这个权力被丞相分割呢?至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除掉胡惟庸，废险丞相制度，不过是洪武十一年不许“关白”中书省的措施的延续。在丞相被撤消以后，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与皇帝之间，没有了丞相这一中间管理层，朱元璋实现了大权独揽。

明朝是朱家的天下，朱元璋要把它传给子孙，他不仅不愿意自己的权力被丞相分割，而且不充许子孙的权力被丞相分割。因此，他把撤消丞相制度这件事写到《祖训》里头，规定说子孙后世永远不许立丞相，如果有人建议立丞相，必须严惩。

所以，我们说，胡惟庸的案子既是一个冤案，又不是冤案。

说它是冤案，是因为在将胡惟庸处死时，他还没有罪名，后来所指的罪行都没有实证，所以说他是冤枉的。他死后，才说他谋反，说他勾结蒙古人，说他勾结倭寇，罪名越加越多。这些罪证一件件揭发出来时，已经是朱元璋的晚年。

说胡惟庸的案子不是冤案，是因为他死于专权，他影响了皇帝的集权，就该死，所以说皇帝没有冤枉他。

胡惟庸一案导致胡家三族被诛，因被指控为所谓“胡党”而遭屠戮的人达一万五千之众，其中有很多公侯。

朱元璋杀了胡惟庸以后，改变了中国将近两千年的丞相制度。没有了丞相，皇帝的权力增大了，皇帝直接统辖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控制了一切生杀大权。

与废除丞相制度同时，朱元璋对掌握国家最高军事权力的机构也加以改组，他下令解散原来的最高军事权力机构大都督府，因为大都督的兵权太大了。他把大都督府划分为中、左、右、前、后五个都督府，即五军都督府，每个都督府都有一个掌握着一定兵权的都督。这样，统领天下兵马的大都督兵权就被瓜分了。每个都督的权力只有原来大都督的五分之一，不足以对皇帝构成威胁。并且五个都督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听命于皇帝，如果一个都督要造反，其他四个将会形成牵制;退一步说，即使有两个或三个都督串联起来要造反，也不太容易。

总之，将这些举动联系起来，都可以看作是朱元璋集中皇帝权力的一个完整过程，朱元璋的改革使得皇帝的位子坐得更稳了。从此，皇帝不再允许自己的权力分散，中国君主宗法制的专制制度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朱元璋对于权力的追求似乎没有止境，因而对于权臣的防范也就没有止境，越到晚年，他的这种心态也就越严重。他感到年老体衰，他要为未来的继承者留下一个安全的世界，措施之一就是再次大开杀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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