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世族与寒门的分别主要不在于事功勋业和财富，而决定于文化传统。陈寅恪先生曾指出汉末士大夫社会，“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这在理论上明确了世族与寒门的文化标准。但就具体家族而言，情况则比较复杂，在世族与寒门(侧重于文化分别)、大族与单家(侧重于社会势力的强弱)比较典型的状况之外，大多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在两极之间还有一些处于过渡状态的家族。就诸葛氏而言，恐怕正是处于世族与寒门之间的家族，因而具有某些双重特点：诸葛氏早有习儒的传统，虽发展的不够充分，但始终延续下来。据《三国志·诸葛瑾传》，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遭母忧，居丧至孝，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这表现出受儒学文化影响的气质，但从瑾弟亮的政治实践与文化倾向看，则偏重于法术，显得“驳杂”不纯。又，诸葛瑾虽习儒，但他并非经师，且其诸子皆不专儒，融“学为章句，博而不精”，其家族确实没有实现“儒家化”，故恪、融皆放达不羈，显得轻脱，不守礼法，颇多寒门的特征，与儒家礼法世家明显不同。至于诸葛氏仕宦地位，诸葛丰之后确实没有出现载入史册的高级官僚和名士，其家族没有实现“中央化”，当属于有一定势力的地方性家族。一般情况下，在汉代正常的社会标准下，像诸葛氏这样的家族要出现一流的名士，提升其家族门第，要经历较长的一段时间。因此，我们通过对诸葛恪通脱简易之事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地说，诸葛氏家族的门风具有世家和寒门阶层的双重特征，这与其家族正处于由单家向世族转变的过程是一致的。

二、黄武至赤乌年间孙权对诸葛恪的培植及其政治活动

由上所述，诸葛恪是一个才艺之士，论说辩难，“口给御人”，这与乃父诸葛瑾“笃慎”、“恭敬”的作风大相径庭，颇似汉代宫廷中的“俳优倡技”之属。不过，孙权轻视礼法，对恪之言行大加赞赏，在政治上也予以提携，将他作为孙吴侨寓人士新生代的代表加以重点培养，从而使他在黄武以后逐步成为孙吴政坛的一个重要人物，并亲历了一些重大的军政事件。概而言之，孙权对恪之培养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诸葛恪培养成太子孙登东宫辅政集团后进之士的领袖人物。黄武元年(222年)孙权称吴王，以长子孙登为王太子，黄龙元年(229年)，权称帝，又以登为皇太子。孙权对太子的教育及其政治力量的扶持和培育是非常重视的，除了精心挑选太师、太傅外，重点是选择东宫属吏。《三国志》恪本传载其“弱冠拜骑都尉，与顾谭、张休等侍太子登讲论道艺，并为宾友。从中庶子转为左辅都尉。”同书卷五九《孙登传》记载更详：“(孙权)立登为太子，选置师傅，铨简秀士，以为宾友，于是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以选入，侍讲诗书，出从骑射。……登待接僚属，略用布衣之礼，与恪、休、谭等或同舆而载，或共帐而寤。……黄龙元年，权称尊号，立为皇太子，以恪为左辅，休为右弼，谭为辅正，表为翼正都尉，是为四友，而谢景、范慎、刁玄、羊衜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一般地说，东宫僚属将来都有可能成为太子执政的主要辅助班底。由于孙权的安排，诸葛恪不仅成为太子核心的宾客，即所谓其“四友”之一，而且深得登之依重，视为其中的领袖。孙登曾命侍中胡综作《宾友目》，评恪“英才卓越，超逾伦匹”，后登病重，死前力荐东宫人士，以为恪“才略博达，器任佐时”。尽管后来孙登早逝，未及登位，其诸宾友也都各奔前程，但由此可见孙权父子对诸葛恪的重视。这对恪之政治地位的提高是大有助益的。

二是孙权任命诸葛恪负责具体军政事务，意在考察和锻炼他的实际才干。《三国志》恪本传载孙权欣赏诸葛恪的才思敏捷，“权甚异之，欲试以事，令守节度。节度掌军粮谷，文书繁猥，非其好也。”所谓“欲试以事”，既是考验，也是培养，孙权的用意是将来以恪为孙吴核心辅政大臣。不过，恪性格轻佻、粗疏，有华而不实的缺陷。前引其父瑾“常嫌之，谓其非保家子，每以忧戚”，所谓知子莫若父，此之谓也。恪叔父亮为蜀丞相，对此也很担心。恪本传注引《江表传》：“权为吴王，初置节度官，使典掌军粮，非汉制也。初用侍中偏将军徐详。详死，将用恪。诸葛亮闻恪代详，书与陆逊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要最，仆虽在远，窃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逊以白权，即转恪领兵。”当时东宫同僚中也有人评论恪“才而疏”，看来并非个人恩怨，而是有事实依据的。孙权对诸葛恪的这一安排，其本意是为了锻炼他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

三是支持诸葛恪领兵平定丹杨郡等地的山越。孙权有心培养诸葛恪，希望他能够建功立业，树立威望。采用什么途径或方式达到这一目的呢?对此，诸葛恪本人也有所思考。据《三国志》本传，“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当时江南丘陵山区生活着数量众多的越人后裔和汉族逃亡人口，人们统称之为“山越”，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宗部”。特别是丹杨郡，为孙吴京师所在，又与江淮地区曹魏统治区毗邻，相互交通，对孙吴构成严重的潜在威胁。恪传载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羈也。”孙吴立国江东，一直致力剿除山越，几乎所有的将领都参与过对山越的战争。嘉禾三年(234年)，孙权任命诸葛恪为丹杨太守、抚越将军，“拜毕，命恪备威仪，作鼓吹，导引归家，时年三十二”。孙权以如此特殊的形式对待出征山越的诸葛恪，这是其他将领从未得到过的。恪主持剿越任务，汲取过去的成功经验，明令各地军政官员“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把守险要;自己的军队则控制关口要塞，“但缮藩篱，不与交锋”，等待粮食作物成熟，抢先收割，“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对出降者，“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仅从根本上清除山区的隐患，而且为孙吴增加了大量的军队和劳力。嘉禾六年，诸葛恪征讨丹杨山越之事基本结束，“权嘉其功，遣尚书仆射薛综劳军”，拜恪为威北将军、封都乡侯。以讨山越受封，事例不少，但享此殊荣，则恪为少见。此后，他成为孙吴主要的军事将领之一，先后出镇皖口、柴桑等地。赤乌八年，陆逊死，“恪迁大将军，假节，驻武昌，代逊领荆州事”，成为孙吴主持长江上流军政的主要方面。这也为他后来入京辅政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