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恪北伐为何遭到如此惨重的失败，并最终直接导致其家族的灭亡呢?这其中不仅仅有军事方面的原因，还有深刻的政治方面的因素。首先，恪出兵二十万之众，欲一举而得大功，这是很冒险的，将自己的命运与此役捆绑在一起。恪性格粗疏，他著论宣扬北伐，虽以“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后世”为己任，但大话连篇，实际上，对战略部署、战术安排等并无细致、缜密的考虑，以致围攻新城数月而不得下，陷入困境。其实，当时曹魏为司马氏所控制，国力甚强，恪欲与之战，就综合国力而言，根本都不是对手。

其次，恪刚愎自用，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出师之前，文武大臣的进谏之言，无不恳切之至，但恪根本不予理睬。在前线，他依然“刚很自用”，如围攻新城的军队“士卒疲劳，因暑饮水，泄下流肿，病者大半，死伤涂地。诸营吏日白病者多，恪以为诈，欲斩之，自是莫敢言。”不少将领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他非但不听，甚至罢黜其地位，有的不得已投敌，难怪后来临淮臧均上书乞求收葬诸葛恪时说：“恪素性刚愎，矜己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静邦内，兴功暴师，未期三出，虚耗士民，空竭府藏，专擅国宪，废易由意，假刑劫众，大小屏息。”陈寿《三国志》卷六四传论亦云：“诸葛恪才气干略，邦人所称，然骄且吝，周公无观，况在于恪?矜己陵人，能无败乎!”

再次，在诸葛恪北伐过程中反对最激烈的是江东人物，说明恪之军事活动严重危害了他们的利益，因而遭到其抵制。据《三国志·诸葛恪传》，当恪围新城最困难的时刻，“将军朱异有所是非，恪怒，立夺其兵”。同书《朱桓传附子异传》注引《吴书》：“异又随诸葛恪围新城，城即不拔，异等皆言宜速还豫章，袭石头城，不过数日可拔。恪以书晓异，异投书于地曰：‘不用我计，而用傒子言!’恪大怒，立夺其兵，遂废还建业。”朱异出自吴“四姓”之一的吴郡朱氏，是江东本土人士的主要代表，他对诸葛恪兴师北伐显然是不满的。又，据同书《朱然传附施绩传》，丹杨人施绩为孙吴名将朱然子，然为朱治姊子，本姓施，绩复本姓，绩领兵上流，与诸葛恪兄弟不睦，绩遇战而融拒援，怨恨甚深：“初绩与恪、融不平，及此事变，为隙益甚。建兴元年，迁镇东将军。二年春，恪向新城，要绩并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恪以绩随军北伐，而将其上流重任由诸葛融兼任，这实际上有利用北伐打击异己的倾向。正因为如此，施绩后来参预支持诛杀诸葛恪，并亲自出马抓捕诸葛融。孙峻敢于对诸葛恪下手，因恪已成为“民之所怨，众之所嫌”，这里的所谓“民”、“众”，主要为江东本土之士民，因为诸葛恪兴兵黩武，必然极大地损害他们的利益。自黄武以来，江东大族代表人物如陆逊、顾雍等明确主张保境息民，反对大规模经营北方。孙权始终坚持“限江自保”策略，正是与此相呼应的。对此，连曹魏、蜀汉的有识之士都看得很清楚。《三国志》卷二八《魏书·邓艾传》载邓艾对司马师说：“孙权已没，大臣未附，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恪新秉国政，而内无其主，不念抚恤上下以立根基，竟于外事，虐用其民，悉国之众，顿于坚城，死者万数，载祸而归，此恪获罪之日也。昔子胥、吴起、商鞅、乐毅皆见佐时君，主没而败。况恪才非四贤，而不虑不患，其亡可待也。”《三国志》卷四三《蜀书·张嶷传》载“吴太傅诸葛恪以初破魏军，大兴兵众以图进取”，嶷谓诸葛亮子瞻曰：“东主初崩，帝实幼弱，太傅受寄托之重，亦何容易!……昔每闻东主杀生赏罚，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没之命，卒召太傅，属以后事，诚实可虑。加吴、楚剽急，乃昔所记，而太傅离少主，履敌庭，恐非良计长算之术也。虽云东家纲纪肃然，上下辑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虑邪?取古则今，今则古也，自非郎君进忠言于太傅，谁复有尽言者也!旋军广农，务行德惠，数年之中，东西并举，实不为晚，愿深采察。”他们都看出孙权集权苛政弊端丛生，以为诸葛恪只有改变孙权的“杀生赏罚，不任下人”的状况，争取“名宗大族”的支持，才能稳固“根基”，否则，“其亡可待”。后来事态的发展，可谓不幸而言中了!

综合全文所论，诸葛恪作为孙吴侨寓人士后进之士的主要代表，以其口辩论难与敏捷的应对之才，深得孙权的喜欢，成为孙权重点培养的人物，并终在孙权死前得为首席辅政大臣。为巩固自己的这一地位，强化自己的权力，他急于树立威望，于是在政治改革的同时，一再大举北伐，不仅频率高，且第二次出兵，几倾全国之力，引起孙吴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对，于是最终导致兵败于外，政亡于内，其家族在敌对势力的政变中遭到覆灭性的打击。通过对诸葛氏家族在孙吴的兴亡史的考察，我们从一个侧面看清了孙吴政治历史演变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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