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赵构和他亡国之君的父兄一样，非常怯懦，在战和问题上，有投机倾向。一场大胜可以刺激他一时，但不会改变他那愚弱的本性。从他对前面提到的岳飞捷奏的态度可以说明当时他并没有在猜忌岳飞，但是奸相秦桧会及时提醒他的。

几天后，南宋朝廷收到了岳飞反对班师的奏章，宋高宗赵构的态度再次变化：只字不提命令张俊、韩世忠出师，这道命令显然已经自食其言了;反而强调要岳飞和杨沂中、刘锜同进退——这两位还远在战线的百里千里之外，杨沂中更是刚刚出发。实际上，赵构又已经转为限制岳飞行动。那些“朕不中制”的承诺，早就他抛在了爪哇国，此时赵构一门心思的惦念着的，恐怕已是他那防范武将的祖宗家法了。

等岳飞的班师奏章送至南宋朝廷以后，赵构更是了无一丝遗憾之意，只全心全意的算计着怎样全军回退，怎样让岳飞照应其他宋军。

绍兴七年时，宋高宗赵构已经戏剧性的变卦过，他曾信誓旦旦地宣称要把全国大部分的兵力交给岳飞，然后又在短短三天内取消成命。这次他在短期内决定北伐并再次改变主意停止北伐，大概不会令人感到十分意外。宋高宗赵构的行为，完全是一个政治上的羊癫疯。

我们却能根据宋高宗赵构在和战问题上的动摇，来略窥已遭篡毁、已经佚失了的颖昌大捷捷奏的份量——足以动摇一个最懦弱的懦夫皇帝，这一战的战果必然十分辉煌!

(5).岳飞为什么要班师?

这要从岳飞违诏出师说起。自绍兴八年底始，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不顾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地向金国称臣求和，以至“举朝无人从之”，有的大臣甚至警告赵构，再这么倒行逆施下去，老百姓就要造反了。“万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于敌，意外之患，有不可胜言者矣”。

绍兴十年，这个以巨大屈辱换来的和议在短时间内被金国主战派兀术撕毁。赵构和秦桧两人已颜面丧尽，人心丧尽，为了保命，他们不得不派出军队迎敌，赵构手忙脚乱，发了好些诏书。在鄂州大营里积极筹备北伐多年的岳飞终于得到机会出兵，于是他挥师北上。

闰六月下旬，岳家军前锋已经和金兵交手，朝廷派来的官员李若虚却辗转追上岳飞，传达了宋高宗赵构的真实意图：

面得上旨：“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

这就是宋高宗赵构的“忍弃中原”。他宁可白白跪拜金国、曲膝称臣，除了再次遭到侵略以外一无所得。对于南宋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刻。南宋全国的主战情绪达到了顶点;而敌人金国女真人也在北宋故地上立足未稳。

从政治和军事上来讲，这是北宋亡国以来多年才出现的、不容错失的机会;一旦放弃这样的机会，南宋“忠愤之气沮矣”，民心士气必然遭受重大打击;如果等待金兵在河南地从容经营，不要说之后再进攻必然会事半功倍;如此一味挨打投降的小朝廷是否能自保还是个问题……

岳飞拒绝了这一倒行逆施的“上意”。北方那广袤的国土、数以千万计的百姓，不是某一个独夫民贼的私产，不是这个独夫民贼要放弃就可以放弃的。所以，岳飞出兵伊始，就已经抗旨不遵。

那么如果他再拒绝班师，岂不是藐视朝廷的权威、甚至是准备公然和朝廷决裂?

岳飞必须考虑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此时岳家军的后勤供给应该主要还是来自后方;而赵构在秦桧等奸佞的教唆挑拨下，很可能会做出极端愚弱的选择。赵家皇帝一贯猜忌武将，而且在这一点上赵构长期被秦桧所利用。违诏出师、违诏不班师，很容易落下背叛朝廷的口实。当时两军对垒，兀术虽大败，但南宋内部一旦起了变乱，得利的是最终将是金国女真人。岳飞一向以国事为重，绝无可能做出亲痛仇快的事情来。

从宋金双方的形势分析，岳飞北伐显然是有胜机的。这也是他在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接到班师诏之后却继续向北推进的原因。但是在接到“累降”的措辞严厉的“御笔”后，来自岳飞身后的小朝廷出现了重大变数。这些变数使得岳飞被迫撤军。

这无疑是场悲剧，不仅属于岳飞个人，也属于整个南宋。绍兴十年以及其后发生的所有怪事，比如，战胜而跪地称臣、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完败的绍兴和议，完全是在极端条件下发生的极端事件。

讨论这件事不能忘记赵构和秦桧这一对史上最著名的昏君奸相搭档。宋高宗赵构为了解除大将兵权而急于向金国求和，而奸相秦桧则“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两人交相为用而曲相成。

敌国间维持不战的状态，绝不会是一方跪拜而得。一纸“臣构”的“子孙世代，谨守臣节”的所谓和议，恬堕猥懦，不足为天下哂;北伐志士的鲜血虽大多空洒，却仍是南宋这个国家得以继续维持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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