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感委屈的军队干脆采取不合作态度，他们知道这么做的危险性，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他们宁愿共同毁灭。

戈尔巴乔夫怎么也没弄明白，为什么改到哪里，就会乱到哪里，那些看上去很听话的将军们为什么就是干不好似乎很简单的事，而每次灾难到来时，他总是最后一个知情者。

戈尔巴乔夫毕竟只是个官僚

在老头儿们看来，戈尔巴乔夫毕竟是传统体制选拔出来的，如果不是胆小怕事、善于逢迎，他不可能笑到最后，所以，“他不会乱来的”。可结果似乎正好相反，面对“凝局”，戈尔巴乔夫个性缺陷显露了出来。在本书作者看来：

首先，他不敢承担责任，总是等局面恶化后才派军队出击，苏军空降师本是一支四处灭火的劲旅，可一线军官发现，戈尔巴乔夫只会暗示开枪，却从不下令，出了问题后，他总是让别人扛雷，没有什么比上级的出卖更令人灰心的了，军队从此失去忠诚度。

其次，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一个真正拥有民主意识的人，他表演民主，高呼民主，但与民主精神格格不入，他从来不想让各加盟共和国自由，宁可采取最卑劣的暴力手段。

第三，戈尔巴乔夫拥有旧官僚最致命的缺陷，即虚荣，明明民族主义矛盾已激化，可他始终不承认存在问题，以为看不到就没发生，以为靠伪装镇定就能吓得别人噤若寒蝉。

虽然戈尔巴乔夫的爷爷曾被斯大林关进“古拉格”，这让他对极权制度的罪恶有所反省，但他从来没在正常社会中生活过，他是在阴谋、欺骗、说谎中生长起来的，在他一生的奋斗中，领导提拔起到了关键作用，而非同侪间协商、争论和让步，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各方能接受的角色，并不是他能力强，只是他缺点少。当他终于大权独揽时，人们才惊讶地发现，一旦没有约束，他其实一样是满口谎言，一样是莽撞粗鲁，一样蔑视法则和美好情感。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身边从没有真正平等的对话者，他一开始甚至没想过要军队改革，至于选择以外交为突破口，也可能仅仅是为了满足他夫人赖莎出风头的愿望。

戈尔巴乔夫靠扮演圣诞老人拿到了西方的资源，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为了不得罪西方盟友，戈尔巴乔夫不敢下令军队开枪，不敢否定打着民主旗号的分裂行为，甚至听任舆论一步步揭出苏军底牌，令其名誉扫地……终于，他只能靠“假政变”(在本书作者看来，这似乎是最合理的解释)来解套——既让西方盟友看到，如果没有他，反对派会多可怕，所以应该允许他铁腕一点;又让苏联人明白，他依然是改革的象征。

可惜，这场滑稽戏让军队名誉扫地，他也失去了权力的基础。

给读者的启迪

首先，改革者一定要正视改革的艰难，做好充分的资源准备。当影响力、向心力、社会资本等出现问题时，这是一个巨大的警号，像苏联后期那样，腐败甚至已无法引起普通人的愤怒，大家连抨击它的欲望都已消失，只好靠调侃来表达自己主张时，这说明改革已进入进退维谷的难局，在一个“说什么大家不信什么”的环境中，改革再好，也会出现合法性危机。

其次，比既得利益者更可怕的是组织崩溃。改革需要有执行力的中层，但中层往往也是腐败多发地带，一旦它被腐败裹挟，就会利用专业知识来绑架社会，结果是高层谈改革，中层谈管理，高层谈开放，中层谈稳定，就这样，打着管理、稳定的名义，中层事实上篡夺了高层的权力。那么，中层真的特别关心管理、稳定吗?其实，这不过是障眼法和迷魂药，只有高层不了解基层，中层才能渔利，所以中层的天性就是不断创造专业、程序、制度、规定、机密之类来，以保证自己的利益空间。

第三，警惕“战略消失”。在苏军改革中，戈尔巴乔夫与他的智囊们始终没有站在战略高度上看问题，而是打到哪儿指到哪儿，因为他们没能建立起一套真正自洽的治理学说，又将现代治理学说看成是西方别有用心的产物，被迫抱残守缺，只能奉实际需要为圭臬，出现了“日计有余，月计不足”的局面。几轮改革下来，一切原地踏步，根本的东西丝毫没动，人民自然不满意。

苏联军队曾经强大，在相当时期，它是极权主义的卫士，甚至不惜挑战良知，但，当时40%士兵来自农村，他们和城市人没有共同利益与价值认同，随着经济发展，苏军绝大多数士兵来自城市，他们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更能理解身边的环境，这时，他们就再也不愿成为工具了。这决定了，即使戈尔巴乔夫不犯错，第一大军队神话的破灭，恐怕也是早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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