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十：银针探中毒

细查中毒案

北宋时名臣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后来也是著名的文官，位登宰相之职。曾因反对王安石，一度被贬出京，先后两次为河中府(治所位于今山西永济市蒲州镇)知府。在他第二次为河中府知府时，衙门有个名叫宋儋年的录事参军事(掌管司法事务的辅助官员)。有一次这个官员在晚上在家里举行宴会招待宾客后，夜里突然暴毙。范纯仁派子弟去吊丧，正好是在殓尸，那子弟见到尸体口鼻都有出血痕迹，回去就报告了范纯仁。范纯仁觉得这位部下死得非常可疑，就要求官府介入，暗中进行犯罪调查。很快就发现，宋儋年的一个小妾与本衙门的小吏有奸情，他们有着毒害宋儋年的动机和机会。于是这两人被抓了起来。

从家乡赶来治丧的宋儋年的儿子，已经将宋儋年的尸体装殓停当放在棺材里，运回家去了。范纯仁发出公文，把宋儋年的儿子拦了回来，开棺验尸。发现宋儋年的尸体“九窍流血”，眼睛突出，舌头已经腐烂，浑身皮肤都已发黑，就好象是涂了一层黑漆。检验结果肯定宋儋年是被毒死的。于是根据检验结果审问这对罪犯下毒的情节，那小妾说：“是把毒药放在了大块的甲鱼肉里的。”主审的官员觉得案件可以了结了，上报知府。范纯仁看了这段口供，说：“问清楚大块甲鱼肉是第几道菜吗?这道菜肯定不会是最后一道，难道有中了这样厉害的毒药的毒还能够活到宴会结束吗?肯定还有真实情节没有坦白!”他命令重新审讯。果然后来搞清楚，在那晚的宴会结束、客人们都回家以后，宋儋年当时已经喝醉了酒，回到内室，那小妾在他的酒杯里下了毒，劝他再喝一杯睡觉。宋儋年喝下去立刻就毒性发作，死于非命。原来前一次供词是有意为翻案准备的伏笔，原来宋儋年是不吃甲鱼的，而且上了甲鱼后还有好几道菜肴，这样就预留下到朝廷复审时，可以提出申诉，来混淆司法部门的视听，达到翻案目的。这应该是那个熟悉法律的小吏的诡计。

这个故事记载在《范忠宣公言行录》里，后来《宋史;范纯仁传》也记载了他这件颇有点玩法术的断案事例。

案例十一：集体自缢的案件

晚清人吴炽昌《客窗闲话》里记载了一个乐亭县发生的奇案。

当地有个三十多岁的妇女赵杨氏，他丈夫长期从事贸易，往来于蒙古与北京等地，也算是个小康之家。就是夫妻俩没有孩子，赵杨氏在家寂寞，领养了姐姐的女儿银姑为养女，也有十三岁了，一起过日子。可是后来赵杨氏大概是从他丈夫那里传染上了“下疳”(性病)，长期卧炕不起，只好请了六十多岁的母亲杨王氏来作伴。她丈夫的姨甥女张王氏，也有二十二岁了，前来探视，也在她家住了几天。有一天一大早，有个平时一直给她家送水的工人来送水，喊门喊不开。到了晚上那工人又来喊门，还是没有人开门。那工人觉得奇怪，就去请了邻里宗亲，把门卸下来进入房内，众人看见这“三妇一女”都已自缢，而且方式还不同：赵杨氏是用绳子系在高处窗棂上，自己拥着被子“坐缢于炕”。她的母亲则是把炕几竖立起来靠着墙，在炕几的脚上绑了绳子，自己躺在炕上仰面自缢。来探望姨母的张王氏与养女银姑两人用一根绳子分头打结套住脖子，把绳子中间部分系在两人中间的柳木椅椅档上，就像是个天平那样，两人在两端“坐地而死”。四个人都换上了新衣服，年轻的两个还涂粉画眉，头上簪花，脚上换鞋，好象要作客。

众人赶去报案，官府立即前来验尸，尸体上都没有伤，不是命案;房里也没有男人踪迹，也不是奸案;家里一件财物都不少，更不是盗案;死者从容妆饰，也不是吵架愤怒的样子。四个人为什么要一同寻死，没有证人，无法查证原因。乐亭知县只好就以自杀结案。可是赶回来的赵杨氏的丈夫赵宗圣，以及她的兄弟杨锷，都怀疑是有人暗害，见地方官含糊结案。就跑到北京去申诉。朝廷命令由省按察使组织会审，将四具尸体解到省会再次检验。可是结论依然是自缢。按察使只好推测四人集体自缢的动机：赵杨氏因为此病不可言人、又觉得医治无望而要轻生，母亲杨王氏是心疼女儿，养女银姑是要追随养母，张王氏是同情姨母，所以商量一起自缢。上报朝廷也得到了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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