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学良，读者大都知道“奉军易帜”和”西安捉蒋”等史事，而张学良处决杨宇霆、常荫槐这桩历史公案，普通读者知之不多。就连一些历史学家对此事件的真相，多年来也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旧仇未报添新恨

1928年6月4日，日本人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张学良之父)，接掌东北政局的少帅张学良年仅27岁，虽然当时的军政要人表面上拥戴他，但很多人心存观望，特别是一些绿林出身的元老重臣，根本不拿他当回事，甚至居功自傲，其中尤以杨宇霆、常荫槐两人为最。张作霖在世时，视杨、常为左右手，二人掌握着东北的实权，且关系极为密切。张作霖故后，二人飞扬跋扈，俨然以执父自居，对张学良动辄训骂。每当张学良向杨询问情况或发表主张时，杨都斥责道：“你不懂，别瞎掺和，我会做决定。”

一次某官员求见张学良不得，只好找到杨。杨大怒道：“汉卿子承父业，如此下去，抽死得了。”(时张学良已有毒瘾)遂带那位官员到帅府问卫兵：“少帅何在?”卫兵答：“尚未起床。”杨怒气冲冲地来到张卧室外，使劲踹门并大声嚷道：“我是杨麟阁，快起来，有公事。”

张急披衣而出，杨指指点点骂道;“老帅在世可不这样，混帐东西，你若这样，东北的事能干好吗?”这次，张学良忍无可忍，破例回敬了一句：“我干不了你干!”

张学良委杨为东北军保安委员会委员，杨拒绝;让杨任黑龙江省督办，杨嫌不称心拒不受命;张又安排杨出国考察，杨竟说：“我的事不用你操心了。”每次谈话都如“训饬子弟”。他更整日在小河沿的杨公馆内接待各地的官僚政客，对张的施政纲领指手划脚，大有欲取而代之之势。

1928年7月，南京政府派代表何成俊赴奉天谈易帜之事，杨擅自致电南京政府，要求何成俊必须先在滦洲下车会谈后方可赴奉。很多官僚政客见杨的势力急剧膨胀，便对之极力巴结讨好。杨公馆一时成了东北政治中心。

大脑袋常荫槐对张学良也非常藐视。在一次高级会议上因张稍顶了他两句，他竟当场指着张的鼻子辱骂道：“鳖犊子，你懂个屁!”还常对左右讲：“所有的车辆都归我管，小六子算个鸡巴，他管不了我!”杨、常二人大事小事都自作主张，很多事情是先办后再找张签字认可。

如常荫槐建山林警备队，杨不仅从自己的军工厂送去军械，还向捷克订了2万支步枪。二人均不事先报告张学良。当张查问此事时，常竟拍着桌子大声说：“扩建林警队我早就批完了，还请示什么?”把张学良抢白得半晌无语。杨、常不仅对张学良如此，对其他拥戴张的元老也张口就骂、举手就打，鉴于杨、常势力的急剧扩大，东北各地的元老们敢怒而不敢言，只好暗地里向张学良诉苦。

张学良与杨、常的最突出的矛盾还是表现在东北易帜问题上。张学良主张易帜而听命南京，统一山河，共御外侮;杨、常则竭力反对，原因是：一旦易帜会破坏他们早已取得或即将取得的个人利益。因此，杨、常二人带头煽动反对，甚至谩骂。但张还是冲破了重重障碍于1928年12月29日向全国通电易帜。

赴寿宴少帅蒙羞

1929年1月5日，杨字霆借其父祝寿之机，在其私邸(小河沿青云寺胡同)参议府内大摆寿宴。东北各地的官员及元老重臣都备了重礼前往祝寿，以博杨之欢心。曾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皖系军阀，北伐后垮台)担任总招待;曾任国务总理的潘复，亲到大连迎接京剧名角程砚秋到杨府唱戏;蒋介石、白崇禧、阎锡山及关内的所有实力派都派代表前来祝寿。日本政界亦派了驻奉总领事林久治郎、町野武马等为代表来凑热闹。祝寿的盛况在当时的沈阳确属史无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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