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贞观之治”中发现隋炀帝
     在前一小节我们已经谈到，建立起新王朝的李渊最早打出的大政方针，乃是回归“开皇旧制”。也就是说，否定隋炀帝时期的政治，回归到之前的隋文帝时代前半期的体制之中去。其实，这一点也是隋末群雄的共同特点，几乎每股势力都鲜明地打出了这一方针。这是因为倘若不明确表示出否定隋炀帝的立场，就无法得到当时人们的理解和拥护。换言之，开皇之治成为隋以后政治的一个指标。
     所谓开皇之治，也就是指基于开皇律令的政治体制，其政治军事的主轴置于长安，以关中本位政策为其支柱。控制了长安的唐李渊集团，仅凭这一点就已经占据了号令天下的有利地位。于是，作为新王朝的法制体系，高祖李渊首先发布了以开皇律令为范本的武德律令。其后又屡次修订，成为唐代的第一号律令。
     接着进入了太宗的统治时期。太宗命令房玄龄等人编纂新的律令格式，并于贞观十一年(637)正月完成。新律令删除了隋开皇至唐武德法令中的繁琐部分，一个成为后世模范的体制就此诞生。可是，在劳神费思精心制定的这一制度中，其实有相当的部分与隋炀帝时代的东西相重合。
     这一方面的典型事例，可以在军事上支撑着国家的府兵制中看到。唐代府兵制的发端，首先可以追溯至隋初被称之为“骠骑府”的军府制度，到贞观十年，即贞观律令发布的前一年，以“折冲府”作为军府而定型。名称虽然不一样，唐的这个“折冲府”实际上完全是隋炀帝确立的“鹰扬府”制度的翻版。
     在否定隋炀帝的同时，为实施新的国家体制而好不容易做出的选择，却仍然是与炀帝同样的路线。从这里面，我们既可以看到唐太宗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同时反过来也可以使我们意识到隋炀帝的巨大存在。虽说如此，在唐太宗的政策中，当然也有与隋炀帝完全不同之处，这就是如何对待关中本位政策的问题。太宗在征战过程中，与东方(山东)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洛阳也成为其根据地，所以他也曾考虑过以洛阳为根基而君临全国。可是在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以后，唐太宗则又开始重用起关陇系统的人才，疏远山东系统的贵族;同时又把由军府组成的军事力量也都集中于关中地区，转而开始实行并坚持关中本位政策。太宗之所以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他冷静地分析了隋炀帝因脱离关中而陷入困境的缘故。

     唐太宗的治世总共二十三年时间。其中，在前半段的约十年间，谏言政治充分发挥了作用，太宗虚心纳谏，政界充满了清新的政治空气;可是在进入后半段以后，逐渐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魏徵察觉到了这些迹象，曾向太宗提出了“陛下近来使役民众过度”等十条谏言22，企图阻止这种情况继续发展。然而，等贞观十七年(643)年初魏徵死后，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制止唐太宗的行动了。其结果，在围绕继承人问题以及出兵高句丽的问题上，唐太宗均未能作出冷静的判断，成为他晚年的一个污点。
     晚年太宗不高明，“贞观之治”实难敌隋之盛时
     进入唐代以后，武德七年(624)高句丽接受唐朝的“高丽王、辽东郡王”的册封以后，一直与唐朝保持着稳定的关系。但到了642年(唐贞观十六年)，高句丽的权臣泉盖苏文通过发动政变掌握全权，并与百济联手开始打压新罗。大概从这时起，形势开始恶化起来。在接到新罗的求援以后，唐朝开始出面调解，敦促三国的和解，然而高句丽却并不接受唐的调停。唐太宗认为，此事的元凶在于泉盖苏文，所以遂以除掉元凶、解救民众为理由，于贞观十九年(645)派遣水陆十万大军，发动了对高句丽的进攻。太宗本人也亲率部队渡过辽水，对安士城进行攻击。
     然而，这次远征却因高句丽方面的顽强抵抗以及冬季的来临，不得已而撤兵。这次战事的成本及损失虽然赶不上当年的隋朝，但战争过程及其失败的方式等却与隋朝同样。其后的贞观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又分别两次出兵。唐太宗感慨地说，倘若有魏徵在，当不至于如此。几次出兵的结局都是同样，唐军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令太宗头疼之事，这就是继承人的问题。太宗本人是通过杀死亲兄弟才登上的皇帝宝座，并为此而一直遭人诟病。他十分在意《起居注》里如何记载自己，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因此，他下决心再也不能让自己的继承者也重蹈覆辙。太宗的正妻(皇后)长孙氏是鲜卑出身，以贤后而著称于世。太宗与长孙氏之间生有三子：长子李承乾、次子李泰、九子李治。太宗即位以后不久就马上立长子承乾为皇太子，由此看来，由嫡长子继承大位似乎已经成为定局。
     可是，李承乾并未能保住皇太子的位子，贞观十七年(643)四月，承乾因谋反而被废黜。承乾在过了二十岁以后，开始沉溺于和年轻僧侣保持一种倒错的性关系;有时候他又会突然穿上突厥人的服装，头上梳起突厥人的发式，在宫中搭起帐篷，极尽别出心裁、标新立异之事。最后竟然情绪失控到了想要杀死弟弟魏王李泰以及父亲的地步。承乾之所以发展到这一步，原因之一是因为太宗过分宠爱魏王，并显露出了如有可能的话，想让魏王成为继承者的态度。魏王李泰身宽体胖，颇具长者风范，不仅招揽学者在自己身边，而且特别擅长讨太宗的欢心。这些情况都不能不让承乾感到焦虑，深感皇太子的地位不稳。
     最终结果是皇长子李承乾消失于政治舞台。按照常理而言，其后应该立魏王李泰为皇太子，太宗对此当然不会有异议。然而却节外生枝，出现了变数。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主张拥立晋王李治，他的逻辑是：事态之所以发展到这个地步，魏王李泰也有责任，所以皇太子应该由与此事毫无关系的晋王李治来出任。精力已远不如当年的太宗接受了这个令人费解的逻辑，贞观十七年四月下诏立李治为皇太子，当时李治仅仅只有十六岁。长孙无忌的想法是，作为这位年轻皇太子的监护人，将来在太宗过世以后仍可确保自己政界重臣的地位。然而他不知道，这件事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唐朝的命运，而且也导致了他自身悲惨的结局。
     这样一来，刚刚开始致力于推行新政的太宗统治时期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宣告终结。这时的唐朝在经济力量方面还很弱，与隋代的最盛时期相比有很大差距，此外，当时在政治领域里也还存在着很多悬而未决的课题。因此我以为，后世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的形象，与当时的现实未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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