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刘仁因为祖国的需要先期离开日本回到中国，4月15日，绿川英子在刘仁弟弟刘维和朋友们的帮助下，顺利地离开了养育她多年的父母和可爱的家乡，搭乘英国“皇后号”轮船，只身来到了中国。气愤的父亲没有去送她，病中的母亲没能去送她，只有理解她的姐姐和弟弟以及小叔子刘维，默默地与她在横滨的港口告别，祝她一路顺风。

四天后，绿川英子顺利地到了中国上海。在码头上，刘仁握住她的手风趣地说：“我们终于会师了。”不久，绿川英子就与上海的世界语协会取得联系，并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和上海世界语协会会刊《中国怒吼》的编辑工作，并为会刊撰写文章。1937年6月，她参加了上海各界群众要求释放被国民党政府拘捕的“救国会七君子”的示威游行，她是当天游行队伍中惟一的一名外国女士。事后她自豪地说：“幸亏我是个世界语者，在这里，我不是多余的人。”

在上海，绿川英子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发动的“八·一三”事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她怀着无比愤恨的心情，以笔代枪，写下了《爱与恨》、《中国的胜利是全亚洲明天的关键》等文章，揭露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她大声疾呼：“我憎恨，我竭尽全力地憎恨在两国人民之间进行的那种屠杀。我的心叫喊着：为了两国人民，停止战争!”她满怀悲愤地写道：“日本人在空中投下了好多燃烧弹，又给地上的平民洒上了汽油，他们封锁了道路，用机枪扫射那些逃命的市民。………这些士兵屠杀着中国人，而他们自己也是日本法西斯的牺牲品。”

在上海期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原来，绿川英子到上海后，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她一直未穿和服，穿着打扮尽量和中国妇女一样，没有暴露自己的日本人身份。“七·七事变”后的某一天，一位素不相识的日本女子突然闯进了绿川英子的家中。这位同胞不知道怎样打听到绿川英子的日本人身份，她是来找绿川英子，想和她一起结伴回国。绿川告诉她：“你找错了地方，我不是日本人”。这位同胞还是再三恳求。最后，她告诉绿川说：“几乎所有在上海的日本人都已回国了，听说明天还有最后一班轮船开往日本。我想搭乘这条船，但一个人又不敢。难道你不想跟我一块儿回国吗?”她的话语中已经露出哀求的声调。绿川硬着心肠，背过脸去，还是坚持对这位同胞说：“太太，很遗憾。这儿除你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日本人，你还是请回去吧，祝你明天一路平安。”最后，那位失望的日本女人只好悻悻而去。

绿川英子没有敢看自己同胞离去的背影，她一直背对着门口，直到再也听不见同胞“踏、踏”的木屐声。她才用手撑着桌子，慢慢地坐了下来。是啊，祖国——多么迷人悦耳的字眼!那里有生她养她的父母家乡，有自己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人们可以断言，那位回国的日本女人比绿川英子幸福，因为她有自己的国家可以作为庇护。而绿川英子却是既有国不愿回，因为自己的祖国正在犯着军国主义的罪行，她不愿与它同伍，又不能进入丈夫的国土，因为这时她和丈夫还住在上海的法租界里。她就像一只双方都要捕捉的小兔，漂泊在危险的“中立地带”。

绿川英子既然义无反顾地背叛了家庭，离开了祖国，追随丈夫来到中国。不仅仅是因为她深爱自己的丈夫，更重要和根本的原因，是她那一颗自从学习世界语、接触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来，就坚定地立誓要反对任何侵略战争，争取和追求人类与世界和平的心。哪怕反对的是自己心爱的祖国和手足同胞，她也在所不辞。这，才是她选择了要来中国，并坚定地留在中国的真正目的和原因。她仿乎就是一个为和平而生的人。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这样推断：即使绿川英子没有与刘仁结婚，她也会以种种理由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抗战。在艰难的抉择面前，她选择了危险，也选择了“孤独”。然而，满怀一腔热血的绿川英子在中国的境遇又如何呢?她随时有可能遭到仇视日本人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中国民众的误伤，甚至有可能会以生命作为代价。

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政府正忙于应付战事，无暇顾及像绿川英子这样的日本反战作家的正义之举和她的到来。她要用自己始终不渝的真诚和不懈的努力，来赢得中国民众的信任和接纳，同时要用更长时间的忍耐和理性，来面对自己祖国的仇视和攻击，面对自己同胞的不理解和咒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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