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时

如孙伏伽与张九成这类人物，今时不常有，古时却常常有。明朝彭时，举止言行，不卑不亢，不以官标来做官，而以人标(姑且借用技术标准国标这概念，仿造人标一词)来做人。明朝地域之争，争得厉害，主要分为北派与南帮，北方人当政，不用南方人;南方人上位，不用北方人，泾渭分明。时有李贤，是明英宗宠臣，他是北方的，他用人几乎都是北方人。但皇帝说了，彭时虽是南方人，李贤你得给我用上(皇帝用人蛮偏的，有时也要扯平衡是不是?堵人口实嘛)，没想到这个彭时竟然不太买账，直言对皇上说：“南方出时上者不少，何可抑之?”长人家威风，灭自己志气，在官场者，谁有彭时做人之大气?

官场如风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北派倒台之后，南帮扬眉吐气了，皇帝也乐得打落水狗(这样可以证明：当年搞宗派，不是皇帝的错，是乱臣贼子的错嘛)，要把李贤给打下去，皇上对彭时说：寡人要废了李贤，起用你，若何?有这样的好事?换阁下会甚表现?我知道阁下一直以正直自许，到了这时节，也是正直搁一边，自己置中间。但彭时不同，他对皇上说：“李公有经济才，若去，时不得独留!”

张謇

正气凛然，傲骨铮铮，还容我还举个近时人物。晚清有个张謇，他在近代史是蛮有名气的，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蛮大的，被誉为实业家。莫说他是商人传世，他最初也是当官的呢。张謇下海经商，不是源自钱本草比官本位有号召力，最初动因是他觉得人格比官位要高许多。有一件事促使他毅然弃政从商：大雨滂沱，几百号人(都是帝国文武大官呢)齐刷刷跪在紫禁城外，在等慈禧太后回銮，太监传了话来，要百官跪队(比列队更甚)，热烈欢迎慈禧归来。张謇也在跪队当中，他跪啊跪啊，跪了很久，太监说，老佛爷快回来了。张謇就继续跪，跪啊跪啊，跪了很久，太监说，老佛爷快回来了。

张謇接着跪，跪啊跪啊……老佛爷终于回来了，大雨下得那个猛啊。老佛爷正眼没瞧那摆列在长安街上的肉包子，兀自进了紫禁城。大家其实都是跪的，今天跪人，明天不是别人来跪己?张謇却不是这么想的，他起身，嚎啕大哭：这官哪是人做的?他不当官了，下海办企业去了，办学校去了。

上面所举的这四个人物，除了都有一身傲骨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状元。孙伏伽是唐高祖武德五年壬午科状元;张九成是宋高宗绍兴二年壬子科状元;彭时是明英宗正统十三年戊辰科状元;张謇状元考得很辛苦，一路考，考到四十多岁，也终于一举首登了龙虎榜。比这些状元郎更以傲骨与正气出名的，还有元末的文天祥，文公千古名句，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状元有一股别样的气度，还比如明弘治十五年壬戌科状元康海，他是以书来养气的，“经籍古人之魄也，有魂焉。吾得其魂焉已矣。”康海确乎是获取了书魂正能量的。宦官刘瑾，权势熏天，却对康海蛮恭谨，一源自康海是状元，二因为康海跟他是陕西老乡，刘瑾多次上康海门，来跟康海套近乎，康海都不理睬，跟一个无良太监搅合一起，不污染了状元称号?后来康海主动去找刘瑾，那不是因为自己事，而是要去找刘瑾以救李梦阳(康海傲是傲气，做人还可以的)。正因此，康海被朝廷误打成刘瑾一党，被辞职了。他辞职了，他活得更开心了。后来有朝中人杨廷义来找他玩，只见康海兀自在那里弹琵琶，老杨怪罪康海：“家兄(杨廷和，其时是宰相角色)在内阁殊相念，何不以尺书通问?”这杨兄原来是招安来了，康海骂他一顿饱的：“若伶人我耶!”他举琵琶要将杨兄打出家门，凛然对杨廷义正色道：“假做伶人，借琵琶讨官做耶?”

这其中何故呢?状元们要建大业，智力或是绰绰有余的。可是在职场在官场，单有智力是万万不能的，还需要所谓情商。状元智商足矣，情商不足。而很多所谓情商，本来是好概念，但被很多人弄伤了，弄成了情伤，比如职场得意者，将情商降格为：要成功，要上位，是要与首长们勾勾搭搭，是要与潜规则苟苟且且，是要弯了膝盖跪跪拜拜，是要昧了良心鬼鬼祟祟……这些，状元郎哪里肯呢?他读书读了那么多，多半是不会向人低头的，多半不想缺德的，多半是不会让人来戳脊梁骨的，如此如此，在职场在官场，哪会有进步?在官场不能进步，但在人格上，他们却是走正步的。真的读书人(是真的，不是假的，假的读书人以书做了敲门砖，再将书做书垫，跪人求进，比一般敲门砖更舒服，他们更喜欢)，他们很骄傲，很自豪;人格上的骄傲，是一种内心的高贵，他们那么高贵，多半是会走正步，以行邪行为人生之耻辱。以此而观，宰相要用读书人，干部要用读书人，不但是行政智慧所必需，也是可以为从政官德提供基本书屋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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