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出生于一个旁支远裔、家境破落的宗室之家。在他生活的年代，仕进是读书人的惟一出路，考取进士是进入仕途的重要门径。但李贺因避家讳，不能举进士，这对才华出众又极为自负的李贺来说，无疑是个致命打击。李贺的一生有太多不幸与磨难，内外种种压力，使他的人格变得病态、扭曲。有人认为病态的人格导致他诗歌的感伤，而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感伤正是他病态人格的反映。

李贺，字长吉，河南福昌(今河南宜阳)人，是唐宗室郑王李亮的后裔。这位郑王李亮，是唐高祖李渊的叔父。李贺父名晋肃，官至陕县令，很早就死了。李贺的出生地在福昌的昌谷，所以也有人叫他李昌谷。元和二年(807年)，李家搬迁至洛阳。元和十一年，卒于故家。

李贺才名早著，贞元末年已蜚声诗坛，有“鬼才”、“诗鬼”的称号。他的诗歌或表现对藩镇割据的痛恨，或对朝廷频繁的赞颂，或反映社会黑暗的现实以及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但李贺一生仕途偃蹇，多变早衰，这主要是他敏感世事，在生死问题上常常纠结于心。他馨尽了所有心力，为世间奉献了数百首绚丽多姿的作品，自己吞咽的却是一枚惨淡人生的苦果。

李贺一生短促，只活了27年，却经历着中唐德、顺、宪三朝。这一时期，上承安史之乱的浩劫，唐代社会的各种矛盾继续深化，河北、山东等地强藩交乱不止，朝中宦官骄横跋扈，使得中唐的政治气氛变得越来越沉闷，越来越令人窒息。巨大辉煌的大唐帝国，正在逐渐走向衰弱，昔日的胜景已是过眼云烟。生活在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由于不安定情绪的增长，普遍感到精神空虚，开元天宝年间的那种热情浪漫已普遍转为冷淡和不安，内倾的怪谲代替了外露的坦荡，传统见解开始受到很多人的怀疑，严肃的理性思考也被很多人所抛弃。李贺的心态是中唐文人心情的最好表白，由于人们对客观现实的沮丧和失望，终于导致了他们盲目地去追求主观的心灵。无数事实证明，中唐社会所呈现的那种颓丧，乃是酝酿与萌生众多病态人格的温床。

李贺家乡昌谷县，是个自然风景极美的地方，李贺在《南园》、《昌谷》、《兰香神女庙》等诗篇中均有描述。这里是洛水流经之地，旷野郁郁葱葱，山峦起伏跌宕、泉水湍泻，色彩各异的山果悬挂枝头，蝶飞蜂舞，在这样的环境生活，李贺的童年应该是无忧无虑、幸福美好的。但当时的昌谷县并不是世外桃源。在李贺出生十余年里，昌谷相邻的州郡都遭受危机和动乱。贞元六年(790年)，江淮一带发生大旱，河北镇州和山东淄青的藩镇互相残杀，西陲吐蕃入寇截断河西走廊。这一连串事件，对昌谷都有冲击，在李贺的心灵上烙下了永久的痕迹。这种时代大背景对李贺人格的形成起了决定作用，使他快乐的童年涂上了感伤忧患的色彩。

在昌谷大自然中，李贺观察昌谷景物的各种变化，在他眼里自然事物都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对于主观情感如此强烈的李贺来讲，不可能抛开现实而独享自然之美。李贺一生情感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烦恼、失望，内心的软弱、忧虑的性格特点，是同日益衰败的唐王朝有密切联系的。有学者指出，腥、泻、惨、死、老、冷、狐、仙、龙、蛇、鬼等，这分明是在极度的感伤中需要一些刺激来麻醉一时，也是他对于时代失望疲倦之余的一种不正常的病象。看来，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变化是造成李贺精神扭曲人格的温床，是他情感衬托和反映的主体因素。

有人认为，没落的贵族血脉是李贺病态人格形成的前提。

李贺人格社会化中接受的行为规范是贵族式的，他时刻用此来控制自己的行为，这也是他病态人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李贺是郑王李亮之后，虽然从李亮到李贺，历时约两百年，这一极为疏淡的血脉并不能给李贺的家族带来什么荣光。但流淌在血液中的那种王公贵族的傲气，却始终在李贺的思想意识中存在，李贺唯恐别人忘记他高贵的身份。在《金铜仙人辞汉歌》中他提醒人们：“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仁和里杂叙皇浦提》再次说：“宗孙不调为谁怜?”一再以所谓“唐诸王孙”、“宗孙”自称。唐王室以陇西成纪为郡望，李贺就将自己的籍贯也定到陇西成纪。在《酒罢，张大彻索赠诗时、酒阑效潞幕》诗中说：“陇西长吉摧颓客，酒阑感觉中区窄。”一副自恃高傲的模样。著名诗人元稹明经擢第后去拜访他，他却揽刺不答，表现出自己王公贵族的傲慢之态。李贺靠这种虚无的“唐诸王孙”来确认自己的自身价值。实际上，他与“唐诸王孙”的生活地位有着遥远的距离。作为一个没落贵族，他的家境相当窘困。他的父亲李晋肃曾到四川做过小官吏，很早死去。他和弟弟依母而居，为生计，其弟去庐山谋生。理想与现实形成强烈反差。贵族血脉形成了他的孤傲个性，而现实又使他处处碰壁，李贺的思想始终徘徊在幻想与现实的矛盾中。他幻想贵族生活的奢侈豪华，用诗来体验理想中的贵族生活。在《难忘曲》、《贵公子夜阑曲》、《梁台古意》等诗中，李贺夸张地摹描贵族五光十色的生活，借以安慰自己，欲填心中奢望。在现实与幻想的夹缝里，李贺忍受着痛苦的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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