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自命不凡，自命清高，心里所思与现实格格不入。生活越不如意，而想像越超越现实，反衬现实越凄苦，这样连锁式的反应，使李贺陷入苦痛之中而无法挣脱。他只有把自己全部心血倾注于诗歌创作中。他母亲说：“这孩子要把心呕出来。”李贺用心血构筑自己理想的殿堂，但光芒四射的殿堂外表掩盖不住凄苦无奈的情感世界。这凄苦感伤的情感源于他自恃孤傲的贵族性格。

也有人认为体弱多病、相貌怪异是形成李贺病态人格的基本因素。

素以风流飘逸自命的李贺，却有一张两条浓黑粗大的眉毛连接在一起、鼻子过于肥大、五官比例失衡的脸。这样一副瘦弱而五官近乎怪丑的脸，足以成为李贺的心病。加之因年岁增长而时常伴随的疾病的催逼，他的心情也是相当黯淡。正如他所写的“巨鼻宜山褐，宠眉人苦吟”，“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泻酒木兰椒叶盖，病容扶起种菱丝”等句子，不难看出，早衰的征兆对年轻却多病的李贺来说，所引起的反应是惊心动魄的，更何况病魔还在肆虐!李贺在《伤心行》中说;“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秋姿白发生，木叶啼风雨。灯青兰膏歇，落照飞蛾舞。古壁生凝尘，羁魂梦中语。”这正是一个长期被病痛困扰的伤感者在他心力交瘁中所发出的微弱吟唱。

人们比较认同的一点是，李贺求仕受阻、官职卑微是病态人格形成的催化剂。

李贺是贵族子弟，在他稳定的态度和习惯化的行为方式中，一直以求仕、光宗耀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来束缚自己。18岁那年，他离家去洛阳求仕。对于有贵族血脉的李贺来讲，仕宦是最终理想，而李贺在家的地位也使他求仕的意识更强烈。一个家庭中，母亲的言行直接并常常无意识地塑造孩子的人格与认知力。李贺从小受母亲的特殊关爱，他习惯于凌驾姐弟之上，而且母亲也常用贵族子弟的功名来教育他，这种心理积淀似一种无形的力量，左右着他对功名仕途的看法。他需要获得高官，需要体验豪华。他在《走马引》一诗中写道：“我有辞乡剑，玉锋堪截云。”表现自己超尘出世的远大抱负。到洛阳，遇大文学家韩愈，受其提携、鼓励，使李贺充满着膨胀的欲念扬起了风帆。

元和五年(810年)，李贺赋成《十二月乐辞并闰月》共13首，应河南府试成功，并被选拔去长安应进士考试。但因当时有一些偏见，认为李贺其父李晋肃之“晋”与进士的“进”同音，根据礼法要避讳。虽然当时名噪朝野的韩愈写了《讳辩》为其辩解，但终无济于事。这件事使李贺不仅仅是失去了一次进士的考试，更重要的是对他的人格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李贺并不具备适应社会的能力，离开母亲之后，他茫然不知所措，孤僻、自尊，使他对周围人缺少亲和性。虽有韩愈提携，他也把韩愈作为靠山和保护人，但当韩愈进谏也不能帮他时，他彻底绝望了，且这种绝望影响着他一生。他开始了厌倦和颓废。《出城》一诗中道：“雪下桂花稀，啼鸟被弹击。”李贺像一只受伤的小鸟何等凄凉，不得不返回昌谷老家。

元和六年，他仕途有了转机，离家去长安担任奉礼郎一职，但此官职位低下，只是负责宗庙祭扫时的赞礼。这个官职对傲岸而自尊的李贺来说，前途根本没有什么改变，却反而加重了性格中凄苦无奈的成分。在职三年，他几乎中断同所有人的来往，他过着“扫断马蹄痕，衙回自闭门”的闭塞忧愁的生活。

在李贺人格发展过程中，自卑与自大同时左右着他，他力图求得平衡，但始终没能达到。他病态的心理特征导致他这段时期的作品充满失望、悲怆、愤怒、伤感、凄凉的意味。他一生仕途境遇蹭蹬，孤傲风流而外表奇丑孱弱多病，这些都是导致他精神人格趋往消极方向的因素。他的诗中感伤透视着他对人生消极的思考，但对社会却采取逃避的方式，骑驴索诗材，晚上回来秉烛夜作，过着与世隔绝的消极生活。他用诗歌表现自己的苦涩，在诗中自为地投入一种煎熬，用诗来弥补生活中的缺陷和不足。

病态的人格使李贺成了一个苦闷的诗人，他的诗歌主题，就是抒发内心的苦闷，他的诗具有凄苦的感情色彩和磊落不平的抑郁愤懑之气。病态的李贺，写出的诗歌有人欢喜有人骂。有人将其比美于杜甫诗，赞誉为“唐《春秋》”;有人认为李贺诗的核心是功名利禄;有人认为李贺的诗中全是鬼魅世界;评价最低的认为李贺诗描写的是肉欲与色情，“内容是什么也没有的”。仁者智者，所见各不相同。有位专家说，后人学李贺诗，“学其神者活，师其形者死”。也许这是对李贺最恰当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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