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千年封建中国的帝王教父选项，世人均以为非儒学创始人孔子莫属，但是，古今奇观的明眼人早就看透另有其人。这个人的教义一直比“原教旨”儒学发挥更久远的现实作用，此人才是横亘中国王朝两千年的真正教父。

他就是“整合大师”荀子。

荀子对中国王道的贡献，就像汉武帝刘彻对秦始皇的“修正”一样。秦始皇奠定的封建君主制没有一个标准的“国道”，而刘彻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下子就把孔子及其仁道提升到“国道”高度。

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言，荀子和刘彻一样，实可谓“整合大师”。

孔子的“原教旨儒教”，希望不需刀兵，直接“通过教育”、唱响“牧羊曲”来解决君王“万年帝祚”问题。然而，中国大都君主不是宋襄公，他们对单纯的说教不感兴趣，比起说教来，他们更迷信武力。当然，单纯迷恋武力，也会出现秦始皇那样的政权短命悲剧。那么，有没有将“武力和说教”结合一起的统治之术呢?

荀子生逢其时。

荀子号称“先秦最后一个儒家大师”，荀版儒教“青出于蓝胜于蓝”，是一门名副其实的“经世致用”学问。

荀子的贡献，在于给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王道“实用手册”。他在著书立说时尚无“法家”，然而他发现：儒家与酷法完全可以“手拉手”，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于是给出了中国式王道的标准答案——礼法兼施、王霸统一。这就是“内圣外王”的中原王道“源代码”。

大家都知道，荀子门下有一个高徒，名唤韩非子。这个师从儒家的高徒，后来却成为法家鼻祖。法家出自儒门，有的人大为不解，其实这恰恰是两家暗合的铁证——为君主“御民”异曲同工。荀子师徒二人对人性的认识大同小异，他们都坚信“人性恶”，都认为“人人不是好东西”，帝王对百姓就应该“下手狠一点”。所以，荀子可谓与法家暗通款曲的儒家大师，而法家创始人韩非子也算不上背叛师门。

韩非子对老师心领神会，但是他还是缺少老师的城府，极端地发展了荀子的“王道论”。在“霸力”这点上，韩非子比老师的走得还远些，他提出了以严刑厉法为中心的政治之术，将中国君主的“狼相”极力张扬。

为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立制的秦始皇，他的“第一教父”就是韩非子，据传这位“祖狼”看了“韩教父”的大作《韩非子》，曾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

后有人言：随着暴秦的灭亡，韩非子思想破产了。我说不，老韩一直活在中国帝王的心中。法家的“强国弱民”是中国皇帝的核心之术，两千年封建社会，中国无论国家强弱，都何曾有过“强民”?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这些论调，贯穿二十四史，从未过时。

只不过中国的帝王是何等诡道之人，他们懂得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老韩这把“帝王杀人刀”，需要孔孟这套“刀鞘”——于是，荀学应运而生。

汉武帝在宣布“独尊儒术”的同时，内心应该还是忘不了韩非子，“明儒实法”其实是回到了荀子的轨道。对本国臣民，与其尽显狼相，不如自修为“披着羊皮的狼”——仁在其表、狼在其里，更利“万年帝祚”。

对于帝王及其教父本质，晚晴维新派领袖谭嗣同一语道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谭嗣同指出：中华文明衰落，其根本在于教义。他给出了药方：“夫欲变法，必先变教”。如果中国要变法图强，那么就要先摒弃秦政与荀教。

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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