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赵佶爱打球,还有非常豪华的装备,球杆以金子装饰缘边,顶上还有玉饰,球包是个锦囊,宋徽宗还深知业精于勤,经常学习古人留下的技巧,所以球技不断提高。 与马球相比,捶丸是更符合宋人性格的,唐人崇尚武力,宋人讲究秩序与和谐,所以大唐数代皇帝轮流在马球场上叫嚣隳突,不怕折筋断骨,宋太祖跟开国大臣们则在皇宫里逐个颠球取乐,不争不抢,一代玩家宋徽宗于国之将倾仍能在开封轻挥木杆,优雅一击。 宋徽宗赵佶以此雅好名垂青史,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中国出现了一部署名宁志斋的专门论述捶丸的著作《丸经》,其《集序》中一开始就拿这位曾经最有号召力的球星说事儿,“至宋徽宗、金章宗皆爱捶丸”。而宋徽宗的豪华捶丸装备,更是领一时风骚,羡煞他人。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宋代,捶丸在富裕阶层中十分流行,连小孩子都非常喜欢。宋代文献《过庭录》记载,北宋官吏滕元发幼时“爱击角球”,他的外公是大名鼎鼎的范仲淹,“每戒之不听”,最后让人拿铁锤将球打碎,碎渣四溅。这里所说的“击角球”,有学者认为就是捶丸,如果说宋徽宗玩的级别是公开赛,那么击角球相当于社区赛,捶丸的“妇女儿童版”或者“低端版”,球的材质应为陶瓷。此外,曾在河南、河北等地考察过大量古窑址的近代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在其所著《陶枕》中录有一个儿童捶丸图陶枕,图中儿童手持一根小杖击球,形象生动,也是当时捶丸活动盛行的有力佐证。 根据文献记载,皇室所玩步打球和捶丸用球多用木质,但木质的成本肯定不低。瓷球与其相比,优势自然是硬度大、成本低,理论上也才能保存到今天。无论是用步打球还是捶丸,在唐代的神都洛阳以及宋代的开封,这种瓷球应该都是民间很热销的体育器材,因此才会在包括禹州扒村、神垕和焦作当阳峪在内的瓷器产地频繁出土。 有一点疑问,国内出土的众多唐宋瓷球,为何有的饰以木纹,有的则是素球呢?这个问题似乎没人细究过,不过根据捶丸的规则可以推测,多人同场竞技时各人用各人的球,所以要有所区别。此外,一如现代桌球,外表有纹饰自然便于观察球的滚动轨迹,将“球性”了然于心。 当时,捶丸所用球杖俗称“棒”,有不同的类型,包括“扑棒”、“杓棒”、“撺棒”、“单手”、“鹰嘴”等,在不同条件下选用,可以打出不同的球。比如撺棒,“能走,能飞,能收窝”,窝是球窝,拿高尔夫球来打比方,撺棒能打推杆,也能打远杆,是制胜法宝;扑棒则“能飞不能走,又不能收窝”,只是远距离开球的利器。 这些棒又分为全副、中副、小副三种,全副有10根棒,中副8根,小副则在8根以下。当时人认为,“如击得球好,亦须得好棒”,所以对器材的制作十分看重。他们认为,制作球杆,在秋冬之际最宜取材,因这时“木植津气在内”,坚固耐用,但制作却要在春夏之际完成,因为这时“天气温暖,筋胶相和”,便于杆身和杆柄的结合加固,柄是用精选的南方竹子制成。这样一来,一根好的球杆制作得跨时大半年,想必售价不菲。 捶丸所用球,《丸经》里并没有提到瓷球,而说最好的制造材料是赘木。所谓赘木就是树身生虫结成绞瘤的部分,这种材质纤维结合紧密,能久击而不坏。有学者认为,《丸经》所记述的捶丸活动是比较规范、高端的,民间大量普及的捶丸游戏击角球,所用正是成本较低的瓷球,从目前存世的宋代儿童捶丸图中,确实没有看到《丸经》所述的诸多复杂规矩,很可能皇室贵族打木球多一点,普通人或妇女儿童打瓷球多一点。不过,从考古出土的实物来看,我觉得绞胎瓷球的华贵程度实在并不亚于赘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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