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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哲学家张载把“和”提升到“道”的高度，并明确提出“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的命题，看重矛盾的妥协、冲突的化解、对抗的解除、斗争的泯灭、战争的消弭，表达出和平主义的精神。张载在《西铭》开篇云：“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全句大意是说，人是天地所生，藐然介乎天地之中。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气构成了人的身体，天地之间的主导便是人的天性。全人类都是同一父母所生的亲兄弟，其他万物都是人类的朋友。“民胞物与”的理念体现的是一种宇宙大爱，与曾经一度盛行的斗争哲学与冷战思维，恰处于爱与恨的两极，形成鲜明对照。  “和为贵，忍为高”，“与人为善”，“仁者爱人”，“不与邻为壑”，“四海之内皆兄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冲气以为和”，“保合大和”，等等，这些信条千百年来铸就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追求和谐的民族性格。 林语堂在《中国人》一书中，分析了中国人的和平主义、豁达大度和老成温厚的文化，他指出：“宽容是中国文化最伟大的品质，它也将成为成熟后的世界文化的最伟大的品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