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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怀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积极参加社会政治经济改革。“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无限责任意识与使命意识，以及由自我心灵发出的无限的爱人及物、由己及人的悲愿，同时对于未来社会亦充满忧患，从而把自我美好愿望提升为现实的社会理想。 其四，力行精神。朱熹既强调知的先行性，主张“知先行后”，又重视行的重要性，坚持“行重知轻”。只要沿着“格物穷理”的格致路线走下去，就必定能达到知行一如的德行境地。但随着程朱理学的官方化，理学末流视理学为猎取功名利禄的工具，便失却了“格物穷理”的力行精神。 其五，求实精神。程朱理学出入佛老，既吸收佛道思想精华，而又批判佛教之空与道教之虚、老庄之无为其学术宗旨。朱熹曾反复申明：“释氏虚，吾儒实”。  程朱理学有其谈论心性，辨析义理，旨在重建社会道德价值理想和伦理生活秩序，因而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实学，是有逻辑概括性的实理的一面。不仅“实理”范畴是由程朱等首先阐明的，而且“实学”这一概念的理论含义，也是由程朱等反复倡导的。 其六，道德精神。重伦理，尚德行，是程朱理学道德精神的重要特征。在功利与理想、利益与公德、公与私的冲突中，拔高理想、道德和公的地位，主张以公灭私，以理统欲。他们将儒家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抽象化、本体化，使其成为“颠扑不破”的价值原则;同时，又依据这些理想化的原则处理实际的人伦关系，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准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