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史学领域的拓宽和史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对于历史研究的辅助学科史料学及其与史学的关系，也日益重视。怎样把史料的搜集整理同史料表述历史的功能结合在一起，更加引起人们的注意。本文正是想从这个角度，探讨口碑史料与口述历史的关系，说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一种既古老又新颖的历史表述方法是怎样结合的，以及前者在史学研究中又有着怎样重要的作用。
    口碑史料和口述历史，严格说来，应该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前者是从史料学的角度，特指史料留存形式的一个种类：后者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特指表述历史的一个方式。先说口碑史料。
    史料的留存形式，可以分作三类：一是关于历史发展进程的文字记录（通常称作文字史料），它包括文献、档案、报刊、图书等等；一是反映历史发展进程的文物、遗迹和遗址；一是参与或耳闻目睹历史事件过程者的口述的传闻。前面两类史料略而不述，最后一类史料，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口碑史料。口碑史料的绝大多数，最终又是以文字记录和录音的方式留存下来的，所以有人主张口碑不算单独史料门类。口碑的含义不仅仅是口述，凡根据个人亲闻亲历而口传或笔记的史料，均应视作口碑。口碑史料又可分为几种类型：
    1，口传史料，即民间故事传说经口述世代相传而来的史料，这是一种名实相符的最原始的史料留存方式。英国史学家约翰·托什认为，“口头传说是经过数代人口头传递下来的知识，它为某一特定社会的成员所共有。”上古传说见诸史籍，说明史家历来重视这类口碑史料。史家以外，口传流于民间的事例更是数不胜数。旧世梨园弟子学艺唱戏，业者教授徒弟，大多依赖身教口传。
    2，录音史料，即把口述完整地保存在录音制品中。录音史料可整理成文字这种史料留存方式是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录音的史料的最大特点是保真性，它避免了单纯口述在流传过程中可能逐渐失真的缺陷，而能毫不走样地把口述完整准确地留存下来。录音史料包括各种会议及其它活动的现场录音和对人物的专访录音。中共中央档案馆已收集到大量的录音史料，有些十分珍贵，如1972年周恩来在一次会上谈“伍豪事件”的录音，为后人了解史实真相，揭穿“四人帮”的谎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
    3，回忆录史料，即历史事件当事人或见证人对个人所经所见所闻的回忆记录，它是完全形成文字的口碑史料，所反映的往往是某一阶段的历史过程或某一史事的片断，其特点是，由于记述人的各种差异而能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某些历史过程的具体细节，回忆录史料比口传或录音更加丰富，其史学应用也更加广泛，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口碑史料即指回忆录史料。回忆录在记述形式上又可分作几种：一是人物回忆录。它是最常见的回忆录形式，其中又包含着人物回忆和回忆人物两个类别。前者是他人撰写的对某人物的回忆，如《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关于陈独秀》、《回忆李大钊》、《回忆毛主席》等等；后者是当事人个人撰写的对历史经历的回忆，如《彭德怀自述》、《聂荣臻回忆录》、《历史的回顾》、《李宗仁回忆录》、《我的生活》等等。无论是回忆人物还是人物回忆，都是以人物经历为线索串连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所反映的并不局限于个人历史，也包含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以及社会生活其它方面的情况，因此，它是史学研究中经常选取的重要史料。二是事件回忆录。它是对历史某一阶段或某一事件的专题回忆录，以中国革命史为例；如《辛亥革命回忆录》、《五四运动回忆录》、《“一大”回忆录》、《回顾长征》、《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等等。另外，以革命军事斗争为主题的《星火燎原》，作为大型回忆录丛书，也归此类。三是综合回忆录。它是指不受人物或事件等专题限制，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俗等内容的各类回忆录。全国政协和地方政协所出《文史资料选辑》及《文化史资料丛刊》等所收的回忆，均属此类。
    4.访问记史料。即对历史事件亲历亲闻者的访问记录。一个历史事件发生后，总会有不同的说法，以讹传讹、三人成虎的现象难免发生，而访问就是为了记录不同的说法，以便弄清史实。访问可以分别面对个人，也可通过座谈会同时面对群体。此外，与访问记相似的调查报告，主要是通过访问材料（不排除文字史料），对史事的发生过程进行记录，也可视其为口碑，但应注意的是其本身已包含了对史事传说的校正，比起单纯的访问记录，它在性质方面又有些接近口述历史。由访问和调查所得的史料，对研究史事发展过程有重大参考价值，历来为人们所重视。马克思为了解工人阶级状况，曾拟定过《调查大纲》和《工人调查表》；毛泽东不仅十分注意对各种人士的访问，还亲自作过多种调查，撰写调查报告。
    5，专用口语史料。在特定的历史时代，总有一些特定的专用口语在社会上流传，它们或为了适应某些社会群体成员内部交往的需要而产生，或是为了社会传播需要而对一些经常应用的语言作了约定俗成的简化，以便于上口和记忆。这是一种特别的口碑史料。如帮会切口，字意与字面可以毫无联系，为群体内部所专用；如称倒戈为“反水”，称秘密联络为“跑交通”，是革命根据地和地下组织的专用词；又如用数字概括的专用口语，有“三三制”、“二五减租”、“三反五反”、“两参一改三结合”、“五讲四美三热爱”等等，它们为同时代的人们熟知，却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时代而独立构成别的什么含义。这类专门词汇，旧的逐渐消失，新的不断产生，作为史料，应该及时记录。
    口述历史，不同于口碑史料，它是表述历史的一种方式。它的概念大要是：收集和运用口碑史料，再现历史发展过程的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从它的功用来看，它不仅仅限于提供种种素材以充实历史研究的史料，而是着重于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阐释历史，因此，它与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等并列于史学方法的范畴。但是，与其它阐释历史的方法相比，口述历史与口碑史料又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两者之间既有远久的渊源，也有现实的联系。可以说，没有口碑史料，就没有口述历史，口述历史的发展，又促使口碑史料的发掘。美国的唐德刚教授说过一段话：“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具体说来，口述历史与其它历史相比，由于它主要依赖口碑史料阐述历史，因此具有以下几个显着特点：
    第一，它能够比较生动地再现历史，“使普通民众的声音与书面记载中那些精心整理过的社会情况一并为人们所知”①。与那些以文献史料为主要素材而撰写的史书不同，“口述史旨在使社会史富有人的特点”②。比如，以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为主题的《历史在这里沉思》，通过对不同层次人物各自命运的描述，翔实地显示出一个时代的悲剧。
    第二，它能够弥补史书记载的不足并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启示。这个特点在以回忆录形式撰写的口述历史中，很容易地表现出来。恩格斯曾就德国共产主义活动家贝克尔撰写的《我的生活的片断回忆》而致信倍倍尔说：“这个回忆录对德国革命运动史，因而也对我党成立以前的历史，从1860年起部分地对我党本身的历史，都是极端重要的。”③第三，它能够生动地表现出社会心理的发展过程。勿庸讳言，口述历史所运用的口碑史料，由于它们源于不同社会层次而文化修养有着巨大差异的群体和个人，而这些群体和个人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视觉角度和感受程度大不相同，因而口碑史料所反映的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这种情况，如同其它历史由于资料残缺或错误而撰写失实一样，无法完全避免。但是，正因为口碑史料直接源于十分具体的个人或群体，所以当口述历史把它们连贯起来所反映出的，已不仅是史事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心理的发展过程。从这点出发，约翰·托什指出：“口述史的主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什么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团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怎样形成的。”④梁启超在论述神话史（可看作古代的口述历史）时提出，对神话扰乱历史真相，“不能完全排斥，应另换一方面，专门研究……有种种神话竟变成一种地方风俗，我们可以看出此时此地的社会心理”⑤。另外，口述历史撰写的本身过程，就比其它历史更容易地显现出当时社会心理特点的痕迹。比如，中国60年代盛行撰写家史、村史、社史、厂史，基本上采取了口述历史方法，这些史书对历史的描述，或者真实，或者不实，但却可以从中强烈地感受到一种政治氛围。
    口碑史料的价值和口述历史表述史事的优势，应该引起史学工作者的特别重视。实际上，口碑史料的客观存在，始于人类社会语言交往的出现。上古口碑史料虽然都仅留存于书面了，但从史书的史料运用分析，它的存在应早于文献史料口碑远远多于文献。世界文明历史的记载，同样也是首先借助着口碑史料。人们所知道的中国最早的历史，大多是口头流传下来的，如“尧舜禅让”、“大禹治水”等等，正因如此，才有了十口相传为“古”的说法。又如《春秋》三传，《史记》五帝本记，它们所运用的史料。这种情况决定了，口述历史是最早出现的表述历史的方式。例如，圣经《旧约全书》，它不仅是宗教经典，供虔诚的教徒从中寻求永恒的真理，也是一部十分古老的口述史书，供史学家在它所包含的那些栩栩如生的宗教故事里，寻找犹太人祖先的足迹。又如《伊利亚特》和《奥德塞》两部史诗，相传是公元前9世纪盲人荷马所作，经口舌相传，至公元前六世纪形成文字，被称作“荷马史诗”。尽管它充满了神话和文学渲染，但它所述说的故事却构成了一部最古老的口述历史，为人们了解古希腊的社会概况，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
    同时，口述历史又是近代中兴而当前为人们所重视的“发展特快的新行业”。在古老的人类社会，由于文字记事的困难而缺少文献，口述就成为记述历史的主要方法。但后来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文字记事变得容易起来，各种文献史料逐渐丰富，史家撰史能够方便地从中选取素材，且史书的编纂，越来越为统治者所垄断，民间口碑在撰史中的作用，也越来越被人们忽视。在中国，到清朝乾嘉时期，史家开始讲究起“无一字无来历”的考据学，尽管他们在考证以往史籍的错漏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因此而使得史学走向了歧路。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史学家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一方面冲破了神学的束缚，批判和抛弃了宗教史观；一方面又在反对宗教史观的同时，反对把《圣经》中关于犹太史的故事看作历史。到了19世纪，兰克学派出现后，欧洲史学家几乎完全摒弃了口碑史料，许多人开始花费相当大的精力去钻研和考证前人留下的文献。口述历史的方法似乎已经过时了。但是，由于前述口述历史的那些其它史学方法不能与之相比的特性，使得口述历史的生命不会就此完结。20世纪以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其速度之快，来势之猛，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世纪。随之而来的是，人类对历史总结的需求更加紧迫、历史研究的专题领域也更加繁多，因而人们努力寻找更多的历史研究方法和表述方法，计量史学、系统史学、心理史学、比较史学等等，成为学者探讨的热门课题，同时，口述历史也重新得到人们的眷顾。
    口述历史的复兴，最早发生于欧美等国。本世纪40年代末，美国学者不仅提出口述历史的研究项目，而且还成立了两个口述史研究中心，集合起各方面专史研究人员，进行收集口碑、编辑史料和组织撰写口述史的工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录音、录像等先进声像技术手段已被普遍应用，其设备功能的完善与价格的低廉，为口述历史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使采访变得容易起来，口碑史料也能象文献史料那样，在研究中心或图书馆进行检索和阅读，这就更加促进了口述历史的发展。70年代以后，美国又出现了多个新的口述历史研究机构，其中象“美国黑人口述史协会”这样的机构，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美国历史研究的空白。
    在英国，口述史学也被许多学者重视，成立了一些口述史学的研究机构。为了便于口述历史的研究，英国也比较重视对口碑史料的系统性整理和保管，1980年，伦敦经济学院建立了英国政治与行政史口述资料档案馆。中国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很早就拟定了一个口述历史的访问计划。1959年，台湾开始了对重要历史人物的访问，对每个被访者谈话数次，均作录音和文字整理。1982年后，访问整理稿以《口述历史丛书》的形式发表，现已出书数册。1984年，台湾近代史所又成立了口述历史组，继续口碑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⑥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公开确立，对中国史学起到了推陈出新的作用，这一点，直到现在仍然应该肯定。但是也要看到，在史学研究领域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混为一谈的现象也由此开始了。这不仅使各个专门历史的研究受到政治气候的制约，而且在表述历史的方法与形式问题的研究上，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一切历史的表述，都要因循阶级分析的方法（并非都是真正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除此之外不能运用其它任何一种方法去表述历史，口述历史的研究当然无法深入。但是，与史学方法研究相比较，新中国对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却始终很重视，这是因为，史料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需求，不会因为表述历史方法的更新而减少。所不同的仅是，对不同内容的史料有不同的取舍态度，这也是为什么在50年代有人因提出重视搜集整理北洋军阀和民国时期史料而遭受批判的原因之一。就中国近代史史料而言，对于那些直接反映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反映所谓“两个过程”的史料，特别是反映中国阶级斗争和革命斗争的那些史料，历来受到重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口碑史料（主要是回忆录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有关部门的号召组织下，许多亲身参加民主革命斗争过程的党、政、军干部，经历各个历史事件过程的各阶层民主人士、纷纷投入撰写回忆录的热潮。“文革”前出版的革命回忆录专书约500余种，单篇文章约2000种左右⑦；“文革”后，又有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和其他老革命家、老战士撰写的回忆录出版，并有《革命回忆录》以及包括革命回忆录内容的《中共党史资料选辑》等丛刊陆续面世，在其它革命史专题资料集册中，也有大量的革命回忆录发表出来。另外，与中国革命斗争有关的如《王明回忆录》、《张国焘回忆录》等所谓灰皮书，外国人如达林、库马宁、李德、司徒雷登、重光葵等人的回忆录，也先后出版。除关于中国革命的回忆录以外，其它回忆录的收集整理出版也有很大成绩。1959年，周恩来在全国政协招待60岁以上的委员的茶话会上号召大家，将看到的和亲身经历的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几十年所积累下来的知识、经验和见闻掌故，自己写下来或口述让别人记下来，传给我们的后代。⑧从那以后，全国政协和各地方政协广泛征集史料，整理出版《文史资料选辑》。这项工作除“文革”期间停止外，一直沿续至今，现仅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早已超过百辑，省、市、地、县政协编辑的地方《文史资料》，已难于计数。另外，还有《工商史史料丛刊》、《文化史料丛刊》等包含回忆录内容的专门史料刊物陆续出版。应该提出的是，一些史学研究机构和史学工作者，也在口碑史料的搜集整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几十年来出版了80余辑《近代史资料》和多种专题资料，其中收录了大量有价值的口碑史料。又如一些高校教师，对中共党史和革命史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实地调查和采访，也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口碑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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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口碑史料及其价值、口述历史及其特点、口碑史料和口述历史的研究状况，最终是为了当前怎样把口碑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运用口碑史料撰写口述历史的工作做得更好。因此，以下的问题值得思考。
    一是怎样估计搜集整理口碑史料在当前史料工作中的位置？我以为，对近代史资料而言，口碑史料的搜集整理，应该占有头等重要的位置。这样说的理由是：1，在人们对于历史认识所能依据的材料方面，近代史口碑史料的作用要比古代史口碑史料的作用显着得多。一般地说，远古的口碑史料，早已转化为书面的史料而留存于文献和史籍之中，因此，人们认识古代史，主要的不是依靠口碑，而是依靠史书。在古代史的研究中，澄清某种史实，史籍中的口碑史料虽然也发生作用，但更主要的则是通过实物史料，即历史文物和历史遗迹遗址的发掘，去校正史书的记载，而人们对于近代历史的认识，虽然一般也依靠史书，但对于史书中史实记载正误的核查考订，除可以利用文献等书面史料外，还可用口碑史料去作比较。这是因为，与古代史史料中的口碑相比，近代史史料中的口碑要丰富得多，也准确得多。2，文字史料是以书纸等物的形式存在，不管它在哪里，都能留存较长时间，而口碑史料则不同，它源出于人们对已经发生的史事的记忆，如果不去发掘，它只能存于人的头脑，而事过境迁，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的记忆会模糊或消失。因此，发掘史料，就应首先去发掘口碑史料，即所谓先找活史料，再找死史料。3，从记录口碑史料的时间来看，时间远近的不同使得史料的价值作用也不同。凡是史事直接当事者或从旁亲间亲见者的回忆，一般都比后人于间接传闻的记录更具史料价值。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表明，搜集口碑史料的工作，已经具有很大程度的抢救性质了。经历并可以记忆辛亥革命的人已不在世五四时期的老人在世极少，亲身参加或目睹九一八事变以前中国史事的人，能够记忆者现在也当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如果不去及时搜集口碑，若干年后，恐怕就无从着手了。即使是近事如“文化大革命”，参加并能记忆者至少应是年近不惑，史料工作者也该尽早制定出“文革”口碑的搜集整理计划，以便后人能够更深刻地认识这10年历史在中国整个社会生活中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影响。如果不是这样，仅凭文献记载，现在30岁的人，也很难理解“文革”中被广泛扭曲的人们的心态了。有人建议搞个“文革”博物馆，这个建议给人启示。
    二是怎样运用口碑史料撰写口述历史。前面讲了口碑史料和口述历史的基本概念，但在实际操作中，人们容易把两者混同在一起，结果是既影响了口碑的史料价值，又影响了口述历史的表述效果。因此，在搜集口碑和运用口碑撰写口述历史的时候，应注意两者的区别和由于这种区别产生的不同工作要求。1，从功用上看，口碑作为一个类别的史料，可以是各种历史表述的材料；口述历史是系统地利用口碑去表述一个方面的历史。因此，前者既可分类集合在口述历史中发挥作用，也可零散地去印证文献，在其它历史中发生作用；后者则必须对口碑进行系统的整理之后才能发生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搜集口碑的时候，只重面的宽展，而不强求专深，对那些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回忆，则应重视个别口碑的深度和系统口碑的完整。2，从形式上看，口碑有较大的灵活性，大型回忆录是口碑，一个传闻、一次谈话，也可能成为口碑；口述历史则不同，它必须有一个严谨的框架结构，把内容与形式完美地统一起来。因此，搜集口碑史料可以不拘于一定的形式，按种类编辑成册的史料集，对那些庞杂的内容，可按时序排列，也可按类型排列，没有严格的统一形式；口述历史则一定要按照历史发展的线索，逻辑地把应用的口碑史料排列起来，力图通过这样的排列，把历史的面目描述清楚。这就要求，撰写口述历史的学者，应该是受过历史研究训练而思维严谨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并非用口碑史料写出的作品就一定是口述历史。比如，现在流行的一些历史小说和纪实文学，虽然它们大量地利用了各种来源的口碑史料，并为人们认识或了解历史提供了新的途径，有些作品的影响甚至比正史都要广泛，但是，却不能以此说明它们就是一种口述历史，这是因为，这些作品的写作，有时为了艺术效果，对史实作了文学渲染，夸张了某些基本史实。我认为，与其说这些作品是一种口述历史：倒不如说它们是一种新的口碑史料。因为从历史学的角度来分析，它们所能提供的不是对历史的科学解释，而是对历史传闻的汇萃。3，从真伪辨别上看，对口碑史料和口述历史的各自要求，也不能完全一致。求真，是指问题的一般原则，无论是搜寻史料还是阐述历史，都应该去伪存真，史料学中的考据，讲究的就是这方面的功夫。口碑史料，由于来源复杂，特别是口述者有阶级阶层的分别、文化修养人品素质的差异、亲历和耳闻的区别等等，因此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叙述会有很大差别；又由于大多口述的事件已发生很久，漏记或错记的情况总是难于避免。如中共一大闭幕日期，几个当事人的回忆，就有4种不同的说法，口碑史料的真伪并存和多说并存，确给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带来了一些麻烦。但是，我们却应该允许这种情况存在下去。这是因为，一时不能考订真伪的史料，也可能是价值很高的史料，可以存疑，却不应舍弃；一通口碑，九句假话一句真话，也可能这一句话就具有说明一件史实的作用。而对于口述历史，则非完全真实就不能去写。它必须准确地运用口碑去表述历史，使再现出来的历史剔除掉任何不实的成分。
    注释：
    ①（英）约翰·托什：《追踪历史》第十章，History by Word of mouth，转引自《史学理论》1987年第4期，第82页。
    ②同上，第8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30页。
    ④（英）约翰·托什：前揭文，前引书，第87页。
    ⑤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第二十三册，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第135-136页。
    ⑥参见钟少华着《中国口述史学刍议》，《史学理论》1981年第4期第125页。
    ⑦参见张注洪着《中国现代革命史史科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19页。
    ⑧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发刊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