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活动
    （一）对外学术交流
    2009年7月1日-8月15日，邓小南教授应邀在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任客座教授。
    2009年8月17-20日，邓小南教授在首都师范大学主办，宋史研读班授课，主持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会。
    2009年8月25日-9月1日，邓小南教授参加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新政治史”研讨会、台湾青年学人论文精进会议。
    2009年9月17-19日，邓小南教授参加南开大学郑天挺先生110年诞辰纪念会。
    2009年9月23日-，邓小南教授应邀在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系任客座教授。
    2009年8月22-25日，辛德勇教授应邀到日本名古屋参加了一次“第七回日中共同学术讨论会”。
    2009年8月10日-12月8日，王小甫教授在龙谷大学（日本京都）佛教文化研究所访问研究。
    2009年8月22-25日，王小甫教授赴名古屋参加“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北大历史系第7次共同学术讨论会”并作讨论发言
    2009年5月15-27日，罗新副教授到伊朗德黑兰大学等学术机关进行交流。
    2009年6月24-29日，罗新副教授到韩国首尔大学参加“中国上中世历史学会年会”。
    2009年9月-，罗新副教授到美国印地安那大学中央欧亚系进行访问研究。
    2009年7月2-3日北京，李孝聪教授参加国家新闻出版署古籍出版规划审定会议。
    2009年8月23-28日，李孝聪教授参加在日本京都举行的第14届国际历史地理学大会，担任城市分会场主席，并做以“RESEARCHTRENDSOFURBANHISTORYINCHINA”为题的学术报告。
    2009年8月30日-9月2日，李孝聪教授应邀出席在韩国庆熙大学召开的“TheEastAsiaintheworldmaps:comparativeanalysisofcartographicalperspectiveofKorea,China,andJapan”（世界地图上的东亚：韩国、中国、日本制图观的分析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做《中國古代輿圖的編繪保存與研究利用》主题演讲。
    2009年9月18-19日天津，李孝聪教授参加南开大学组织的“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110周年暨中国古代史高层论坛”学术会议，做题为《中国古代輿图的编绘、保存与研究利用》的报告。
    2009年7月19日-8月2日，李孝聪教授组织“明清舆图表现的甘肃、青海地区古代交通道路”田野学术考察。
    2009年8月13-16日，李孝聪教授与北京威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组织内蒙古元上都遗址考察。
    2009年9月28日-10月9日，李孝聪教授组织“明清舆图上的甘肃、四川地区古代交通道路”田野学术考察。
    2009年7月28-29日，荣新江教授参加四川大學“第三屆中國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论文《P.2672、S.6234+P.5007唐人詩集的抄本形態與作者蠡測》。
    2009年9月2日，荣新江教授参加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明及其衍化――中国传统社会变迁”國際學術研討會，做评议人。
    2009年9月13-14日，荣新江教授参加人民大学国学院举办的“西域研究的现状问题研讨会”，发言，作为内参上报。
    2009年9月21日，荣新江教授参加北京大学外语学院主办的“伊朗学在中国”座谈会，与伊朗文化参赞等讨论学术发展。
    （二）接待来访学者情况
    2009年3月，李孝聪教授陪同美国耶鲁大学教授ValerieHansen等一行考察妙峰山。
    2009年9月1日-2010年8月31日，阎步克教授接受日本京都大学博士生田中一辉作高级进修生。
    2009年8月5、6日，王小甫教授邀请并主持剑桥大学亚洲与近东系周绍明教授（DrJ.McDermott）两次讲座。
    2009年6月21-22日，罗新副教授接待土耳其科学院院士、历史学家涂逸珊（IsenbikeTogan）教授。
    （三）社会服务
    2009年7月，王小甫教授应聘担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度一般项目网上通讯评审专家。
    2009年9年-2010年6月，罗新副教授接受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2008级博士研究生吾斯曼江亚库甫到北大研修。
    2009年6月25日，李孝聪教授为美国WashingtonUniversity大学来访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北京城市地域结构启示录》。
    2009年6月30日，李孝聪教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学院讲授《北京城市历史与地域空间结构》。
    2009年8月7日，李孝聪教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纂“中华大典·军事地理分典”咨询、评审。
    2009年8月12日，李孝聪教授为清华大学经济学院举办的韩国SK高级经理人训练班讲授《多元视野下的中国历史空间》。
    2009年9月5日，李孝聪教授为美国耶鲁大学师生讲授：颐和园今昔，并引导考察。
    2009年9月12-13日，李孝聪教授为复旦大学哲学系举办的国学班讲授《多元视野下的中国历史空间》。
    2009年7月2-3日，荣新江教授参加新闻出版署“2009年度古籍补贴项目评审会”。
    2009年7月17日，荣新江教授参加中华书局《中华学术文库》第一次工作会议。
    2009年8月22-24日，荣新江教授参加“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评审会议”。
    二、研究项目进展情况
    1、刘浦江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2007年度重大项目“契丹文字与辽史、契丹史：跨学科的民族史研究”。
    已填报基地重大项目中期报告。
    2、朱凤瀚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2007年度重大项目“西周重要青铜器铭文综合研究”
    已填报基地重大项目中期报告。
    3、李孝聪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2006年度重大项目“中国古地图的调查、整理与研究”，批准号：06JJD770002
    2006年12月立项，正在进行古地图资料收集、整理，已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2篇论文；2009年继续中国古地图的调查、整理与研究：田野考察与古地图核定，整理各馆藏舆图目录，舆图鉴定，撰写研究论文。争取2009年底结项。
    4、罗新副教授主持的“二十四史‘晋书’修订”项目。
    样稿审定会于2009年6月底召开，修改本样稿于9月底上交。
    5、罗新副教授主持的“十六国春秋辑补”项目。
    进展顺利，进入最后阶段。
    6、李孝聪教授参与主持北京市重大项目《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三集（北大城市环境学院项目）
    审阅已经完成编绘的图幅，进入清绘阶段。
    7、李孝聪教授主持国家重大项目：清史纂修工程主题类项目《清史？图录》舆图卷。
    已经完成篇、目设计大纲修订及100幅清代舆图，进入第三阶段的编写。
    8、李孝聪教授主持北京大学2007年立项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中国古代舆图的鉴定与研究”。
    已经完成2009年研究生课程教学和古代舆图与田野考察结合的训练，两位研究生在核心期刊发表了论文；讲义与教学演示课件已经完成，准备结项。
    9、李孝聪教授合作项目《中华舆图志》的编写
    此项目为2007年度国家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项目《中华舆图志编制及数字展示》之子项目，项目编号：2007FY220300，由国家测绘局经济管理研究所（黑龙江省测绘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与古地图研究中心合作，进入第二阶段编撰工作。
    10、荣新江教授继续做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基金项目“中古时期来华胡人墓志疏证”。
    11、荣新江教授主持北京大学研究生课程建设项目“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
    12、荣新江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隋唐长安社会文化研究”。
    13、臧健研究员“余嘉锡‘读己见书斋藏古籍目录’及其手书‘古籍题跋’综合整理研究”，2009年9月获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立项。
    三、学术会议、讲座综述
    1、“辽庆州白塔创建之谜--从考古、石刻资料所见辽代佛教史研究”的学术报告
    2009年9月4日下午，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古松崇志博士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报告厅，做了题为“辽庆州白塔创建之谜--从考古、石刻资料所见辽代佛教史研究”的学术报告。
    古松先生首先对辽代考古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回顾，指出80年代以后新发现石刻资料的大量增加及相关辑录成果，为辽代佛教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材料。古松先生对庆州和庆陵的地理位置、周边环境，以及上世纪30年代鸟居龙藏、田村实造等日本学者的相关调查研究做了详细介绍。古松先生指出，庆州白塔是重熙十六至十八年（1047-1049）由章圣皇太后修建的“释迦佛舍利塔”，并还原了该塔的修建过程。同时，指出该塔是根据塔内发现的所谓供养法修建的，并就《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成立缘起，以及唐代汉译及其流布状况做了简单阐释。最后，通过对白塔内凤衔珠银鎏金法舍利塔腹内的银鎏金经板的研究，他指出凤衔珠银鎏金法舍利塔身线刻供养人分别是兴宗皇帝和章圣皇太后，并指出章圣皇太后创建白塔的最重要目的就是祭奠圣宗皇帝。
    报告结束后，与会者围绕着庆州白塔内发现的辽代佛教文物所体现的契丹文化水平、辽朝佛教对东亚佛教的影响等问题与古松先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主持人刘浦江教授在总结发言中，结合古松先生的报告和以往学界有关辽代佛教的研究成果，指出今后应当注重对辽代佛教图像的研究。（曹流）
    2、“契丹、宋之间的外交礼仪”的学术报告
    2009年9月11日下午，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古松崇志博士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报告厅，做了题为“契丹、宋之间的外交礼仪”的学术报告。该报告是古松先生在近年提出“澶渊体制”的基础上，对宋辽关系中外交礼仪所作的进一步研究。
    古松先生以国信使制度为研究宋辽外交礼仪的切入点，指出国信使制度是两国对等友好关系的象征。并对澶渊之盟和国信使制度确立之间的关系、国信使参加的活动、契丹国受礼的场所作了一一介绍。同时，还详细梳理了在宋朝朝廷的契丹国信使的礼仪和在契丹捺钵的宋朝国信使的礼仪。在此基础上，古松先生将其与《大唐开元礼》中记载的唐朝皇帝和蕃国朝贡使节会面的仪礼相对比，指出辽与宋是平等的外交关系。并且通过对朝见、朝辞礼仪的分析，指出国信使扮演两个不同的角色：（1）国信使作为本国皇帝的代表；（2）国信使作为对方国家皇帝的臣僚。同时，指出辽宋双方作为对等国家（敌国）之间礼仪的五点表现：（1）独立举行国信使礼仪；（2）国书授受的礼仪；（3）国信使升殿与皇帝会面；（4）允许从人参加典礼；（5）允许国信使的服装等依照本国习俗。最后，古松先生还对辽宋外交礼仪对金宋关系的影响做了简要说明，指出金国和南宋的外交礼仪完全沿袭契丹、宋之间的礼仪制度。
    报告结束后，与会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围绕着辽宋双方外交礼仪的细节、辽宋外交礼仪是否具有特殊性进行了探讨。
    主持人刘浦江教授在总结发言中，结合古松先生的报告和以往学界有关宋辽外交关系的研究成果，指出辽宋关系中有关双方礼仪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曹流）
    3、第三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综述
    2009年8月28-30日，第三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庄第四会议室召开。来自中国内地、台湾地区和日本的60余位青年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博士生约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强），其中中国内地约30人，台湾地区16人，日本15人。李济沧先生（南京师范大学）担任了本次会议的全程翻译工作。本届会议延续了2007、2008年召开的第一、二届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组织方式和讨论风格，历时三天的会议安排有9场24位学者的学术报告。每位报告人的时间为50分钟，分为宣读报告、评议和自由讨论三个环节。吸取前两届会议的经验，本次会议加大了自由讨论的时间，从而使会议的热烈程度得到了很大提升。
    28日上午8点30分举行会议开幕式。主持人魏斌（武汉大学）首先对与会学者来到武汉大学表示欢迎，并特别感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中国内地、台湾地区和日本方面的联络人对会议组织工作的支持。陈伟教授代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对与会学者表示欢迎，并预祝会议取得成功。冻国栋教授代表会议主办方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致辞，他详细回顾了该所自唐长孺教授以来与日本、台湾学界数十年间密切的学术交流，并特别阐释了学术传承与创新问题，以此勉励与会青年学者。罗新先生代表会议协办方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对会议成功举行表示祝贺。朱雷（武汉大学）、李文澜（湖北省社科院历史所）、唐刚卯（湖北省博物馆）等先生参加了开幕式。
    开幕式后的第一场报告由叶炜（北京大学）主持，三篇论题均属于广义的汉代政治史范畴。首先，阿部幸信（中央大学）《汉代的国家秩序与对匈奴关系--以武帝期与西汉末为中心》，尝试以武帝的对匈奴战争为线索，对汉代两大重要时期--武帝期与西汉末--进行再认识，认为汉朝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形成，与匈奴政策有密切关联。李昭毅（中正大学）的评议在肯定作者思路的同时，也从地域政策、百越、对匈奴战争的兵制、国家意识凝聚、“封建拟制”、“州的实体化”等角度对作者论证给予质疑。第二位报告人游逸飞（台湾大学）的《西汉郡国双轨制再探--官僚制与封建制的结合》，重新检讨了西汉郡国双轨制建立的缘由，认为郡国双轨制一方面使地方政府趋于“分工性分权”，另一方面又建立了封建制的严密等级，协调了汉代朝廷集权与封建两种目标。评议人安部聪一郎（金泽大学）就国相与内史的关系、“分工性分权”和“完善的封建制”等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侯旭东（清华大学）则提醒报告者在将政治学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时，要注意其适用性。接下来，侯旭东（清华大学）的报告《汉代律令与传舍管理》，从帝国日常统治的角度，梳理了汉代律令中有关传舍使用的内容，指出现存律令尽管不完整，却已构建出使用传舍及其附属设施的自足的制度空间。阿部幸信（中央大学）在评论中就汉代律令的复合性质、“律令制国家”概念等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张文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则对“律令制国家”概念是否能应用于汉代表达了疑问。针对这些意见，孟彦弘（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也就汉代律令使用等问题阐述了看法。
    28日下午的第二场报告，由阿部幸信（中央大学）主持。首先，陈侃理（北京大学）《预言与回溯：灾异观的两个面向与灾异论的两种模式》，将汉唐间的灾异论说分为回溯式和预言式两种，考察了其并立情况和相互关系。涂宗呈（台湾大学）在评议中指出，两种灾异论方式并非完全对立，其出现的时间早晚也值得再研究；此外，作者论题是讨论汉唐间灾异论的变化，但引证史料过于偏重于汉代。现场的多位学者也认为，报告中对灾异论使用回溯式和预言式的二分法，可能过于绝对。第二位报告人渡边将智（早稻田大学）的《东汉政治制度的基本结构及其开展》，对其近年来关于后汉政治制度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总结，运用多幅政治空间概念图，对东汉政治制度的发展过程以及曹魏以何种形式继承等问题，进行了概括性的阐释。评论人徐冲（复旦大学）在肯定作者研究方向的同时，以“侍中”为例，指出在朝政空间之外，皇帝的生活空间同样值得重视。李磊（华东师范大学）也对报告者过于注重文书传达的倾向表示疑议。
    随后进行的第三场报告，主持人是赵立新（台湾大学），主题均涉及魏晋制度问题。首先，王万隽（台湾大学）《秦汉魏晋时代蛮族的赋役结构》，讨论了战国晚期至西晋时代蛮族在中原王朝统治下的赋役制度，试图以“賨”这一制度为中心，说明整体赋役结构的实施状况。满田刚（创价大学）的评论指出，报告者未能充分参考走马楼吴简等出土资料，同时对“蛮夷”这一用语在不同时代是否具有相同意义提出疑问。佐川英治（冈山大学）则提出了如何看待蛮族户籍的问题。第二位报告者仇鹿鸣（复旦大学）的《司马芳残碑补释--以中正成立的年代为中心》，重新考察了1952年在西安出土的《司马芳残碑》，认为碑阴题名是司马防汉初平年间任京兆尹时的故吏，并由此讨论了中正出现的年代。评议人津田资久（国士馆大学）详细梳理了有关这一碑刻的研究史和报告者的主要论点，对中正出现年代提出了不同意见，并就这一碑刻今后值得考察之处提出了建议。胡鸿（北京大学）则注意到，碑阴题名中的中正与其他“故吏”的性质有所不同。其后，山口正晃（京都大学）的报告《两晋交代期都督制度变质考略》，对两晋之际都督制的变化及其意义进行了分析，认为都督和刺史的兼任经常化，原因在于地方军内容的变化。东晋建国充分利用了都督制的新变化。顾江龙（首都师范大学）在评议中指出，都督制不能被视为“典型的分权模式”，另外对“中央军”与“州郡兵”对立的分析方法也提出了疑问。
    29日上午的第四场报告，主题为南朝史，由王安泰（台湾大学）主持。首先是三田辰彦（东北大学）《六朝诸王皇位继承初探--以皇位继承的特殊类型分析为中心》，认为六朝时期非嫡长子的皇位继承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被授予特定王号，一种是袭封琅琊王的皇族。前者是以将皇帝起家的王爵授予皇子的方式限定皇位继承人；后者则是由皇子兄弟分担大统、本统。评论人赵立新（台湾大学）指出，报告所依据的事例不多，对“反例”的说明不够，并提醒报告者应进一步关注嫡庶长幼观念和西晋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创制”问题。黄旨彦（台湾大学）则提出，自秦汉至六朝，皇帝“同体”的范围可以看到有一个由男及女的扩大趋势。现场多位学者也对报告中所使用的武陵王赞的史料提出质疑。第二位报告人孙正军（北京大学）的《想象的南朝史--以＜隋书＞所记梁代印绶冠服制度的史源问题为线索》，分析了《隋书。礼仪志六》所记梁代皇太子以下百官印绶冠服制度的来源，认为是以《宋书。礼志五》为基础，糅合西晋泰始令及其衍生物，以及东晋至梁初的各种制度综合而成，并进而对南朝史料的类型化记载进行解释，认为是由史家依据典故模式所构建，是一种“想象”的历史。户川贵行（九州大学）的评论针对《隋书。礼仪志六》的史源问题提出了质疑，认为报告者应该解释五代史志编者为何舍弃梁代史料而依据宋志。此外，还提到诸史的模式化记载可能与时代背景有关。由于该报告提出的问题非常新颖，引起现场多位学者的关注，针对“想象”、“类型化”、“模式化”等概念，进行了非常热烈的质疑和讨论。接下来，许凯翔（新竹清华大学）的报告《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梁代造像记试释》，考察了万佛寺出土的梁代造像记，认为这批造像可能是个人供养所用，并对比北朝造像，对“以个人关系为基础的造像活动”进行了分析，针对祈求、发愿对象和祈愿内容等问题提出了看法。评论人魏斌（武汉大学）认为，报告人在进行南北朝造像情况对比时，应注意比较对象的选择。此外对造像的材料问题和如何理解造像记内容，也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29日下午，首先进行松下宪一（北海道大学）主持的第五场报告，主题为北朝史。第一位报告人佐川英治（冈山大学）的《都城与圆丘--北魏宣武帝于景明二年设置圆丘的历史意义》，是他对北魏洛阳城中轴线的系列研究之一，指出北魏洛阳城圆丘祭天始于郑玄的构想，圆丘设立使宫殿-内城-外郭得以合并成整体，实现了包含居民住宅区的城市规划。这种新城市空间的形成，在中国城市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叶炜（北京大学）在评论中针对圆丘设置“史无前例”的意义提出了质疑，并提醒报告者注意平城制度对洛阳的影响。另一位评议人常彧（北京大学）则对圆丘设置与郑玄学说的关联提出了疑议。第二位报告者胡胜源（台湾师范大学）的《东魏北齐鲜卑化的几个现象》，试图从军队构成、语言、汉名和地望、胡汉混居等方面，重新检讨东魏北齐的汉化、鲜卑化问题，认为汉化是东魏北齐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松下宪一（北海道大学）的评议指出，报告者关注的几个问题，在北魏都可以找到渊源，其中骑兵与步兵混合编组早在五胡时代就已存在。考虑胡汉融合问题不能仅限于东魏北齐时代。针对报告内容，何德章（武汉大学）等多位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其后，姜望来（武汉大学）的报告《论“亡高者黑衣”》，讨论了“亡高者黑衣”谶语的政治和宗教背景，认为这一谶语的出现与北周、北齐的佛教、道教政策有关。评议人林韵柔（东海大学）对报告的论证结构提出了建议，认为报告人如能改变“重建历史图像”的作法，或许会有更深刻的发现。雷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则提醒作者注意术士、道士的身份区分。
    随后的第六场报告，主持人是张荣强（北京师范大学），两篇报告均涉及士族问题。首先，林宗阅（台湾大学）《南北朝时期的清河房氏初探：以政治活动为中心》，是对清河房氏的个案研究，对南北朝时期该家族的历程进行了梳理。评议人小尾孝夫（东北大学）指出，应注意青齐地区的政治动向，如晋安王子勋之乱对该地家族的影响。另外，研究清河房氏应联系到青齐地区家族的总体动向。仇鹿鸣（复旦大学）、侯旭东（清华大学）等提出，家族个案研究一定要注意研究方式和意义所在。接下来，稻住哲朗（九州大学）的报告《周隋政权下的北齐系士人再考》，考察了北齐系人士在周隋的任官，推论他们在周隋的仕宦并非如以往学界认为受到冷遇、压制，而是得到这两个王朝的重视。王安泰（台湾大学）的评论认为，“北齐系士人”概念应当更准确的定义。另外对北齐系官僚的内部差异、所谓“冷遇”、北齐系士人的自我意识与集团性的薄弱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30日上午，由佐川英治（冈山大学）主持第七场报告，主题是中古地域史。首先，北村一仁（龙谷大学）《试读＜白实等造中兴寺石像记＞--以两魏时期南阳地区的政治社会情况为中心》，通过分析《白实等造中兴寺石像记》，认为这次造中兴寺事业是西魏政权宣扬获得当地支持，进行的一次政治性“公开表演”。评论人陈珈贝（政治大学）指出，南阳地区作为南北交流要道的特点，报告中没有给予讨论；并建议作者注意南北朝政权交界地带出土墓葬文物的情况。胡鸿（北京大学）提出，石刻中的官号也许只是伪授。第二位报告人吴修安（台湾大学）的《中古时期福建政区沿革与地域发展》，考察了中古福建政区的演变，指出早期福建地区的发展存在沿海与内陆的明显差异，并分期详细考证了政区演变与分布概况，在此基础上制作了四张沿海、内陆建置沿革表和八张政区图。张荣强（北京师范大学）的评论认为，可以将陆海交通、海洋贸易、人口变化等要素纳入考察对象。毋有江（武汉大学）则针对政区地理研究提出了方法上的建议。此后，岩本笃志（新潟大学）的报告《贝叶形＜本草＞考--敦煌的本草书与社会》，通过对P.3822号文书的详细考察，认为该文书是9世纪敦煌的某僧侣为了将从本草书中获得的知识用于寺田经营而抄写的。于庚哲（陕西师范大学）的评议建议作者在判断文书年代时，还应注意用笔、纸张等；并对僧侣为何抄写药书而不是农书等问题提出了疑问。雷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古怡青（台湾大学）、贾志刚（西北大学）等也对这件文书的书写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30日下午的第八场报告，由雷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主持，主题是唐代制度。首先，张文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失礼入刑--从国家礼典的行用论唐代之礼法关系》，认为中古国家是以建立“礼法齐备”的典章制度来彰显统治的正当性，皇帝即位以后致力于礼典和法典的颁行，同时依循“礼主刑辅”、“失礼入刑”的典制运作模式。评议人吴羽（华南师范大学）指出，唐代礼法关系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认为报告中所引《唐律疏议》令、式与《大唐开元礼》的关系需要进一步说明；是否能用《开元礼》证明“庶人的礼仪规范相对就明显不足”，还应当再斟酌。雷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魏斌（武汉大学）等则提出，报告人应注意唐代前后期法律形式的变化。第二位报告人黄楼（武汉大学）的《唐制将考》，通过辨析史料，对以往所误解的“制将”一语提出新的解释，认为“制”应与“制书”有关，并具体分析了制将的应用及其历史作用。古怡青（台湾大学）在评论中就制将的定义、阶段性、将帅问题、制将统属等问题提出了疑问，并建议报告人梳理与“神策军”相关的研究史。接下来，陈文龙（北京大学）的报告《从唐官品到宋官品：以职事官品为中心的讨论》，通过考察开元官品令，认为开元时期的职事官品中，中书门下两省及御史台官品偏低，寺监官品偏高，导致了唐后期“官与品不相准”的状况，一直到元丰时期才得到解决。评议人黄玫茵（元智大学）认为，唐代官制除职事官外，还有其他计量品秩，如散官、勋官、爵位，应当综合考虑各种品秩。赵立新（台湾大学）则提出，报告者所使用的“南朝化”概念应有其必要的适用范围。
    随后，由张文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最后一场（第九场）报告，两篇报告均可以归入文化史的范畴。首先，黄旨彦（台湾大学）《送行者的挽歌：唐代挽歌文化初探》，在考察唐代挽歌的表演空间之外，还着重分析了挽歌的礼制化所导致的“礼仪性政治文类”特征，指出挽歌成为唐代有志于功名的官人营造政治关系的有效媒介之一。贾志刚（西北大学）在评论中建议，报告人可以适当拓宽资料使用范围，如唐墓壁画和乐舞俑等考古资料；此外，对于民间礼文与官方令文的冲突也应当有所解说。现场学者则针对报告中提到的文本展演性等问题提出问题。此后，胡鸿（北京大学）的报告《江到东北：古代东亚世界文化交流之一例》，分析了本来使用于中国南方河流的“江”字何以大量使用于中国东北地区，认为从魏晋到辽金，“江”的概念和用语从南方长江流域，传播至朝鲜半岛，再经由半岛传入中国东北的长白山以西地区。评论人永田拓治（大阪市立大学）向作者建议，要注意《晋书》中“江河”一词的使用场合，并指出日本的河流都称作“川”，希望报告人在考察“江”在东亚地区的传播时，将日本的情况也包括在内。这篇报告引起现场的很多提问，特别是针对报告主要使用汉文史料的情况，佐川英治（冈山大学）等提醒报告人，要注意韩国和日本的早期史料。
    30日下午6点，在全部九场报告结束后，会议组织人魏斌（武汉大学）和徐冲（复旦大学）分别对与会者的认真、辛苦参与表示感谢，并对李济沧先生的翻译工作致以特别谢意。晚上6点30分开始，由日本和台湾地区学者在梅园餐厅共同宴请与会学者和工作人员，刘安志（武汉大学）、松下宪一（北海道大学）、林韵柔（东海大学）分别代表会议主办方、日本和台湾地区的学者致辞，对会议的成功举行表示祝贺。与会学者在梅园餐厅度过了一个其乐融融的夜晚，会议圆满结束。
    本届联谊会仍秉承初创时的基本理念，继续为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中古史青年研究者提供国际学术交流的平台。与前两届相比，本届会议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与会学者进一步年轻化。除往届的青年学者外，大批“80后”年轻学者的加入，为联谊会注入了新的活力。第二，会议规模较前两届有明显扩大。参会的60余位学者中，中国内地约30人、台湾地区16人、日本15人。第三，提交论文质量较高。论文涵盖汉魏六朝隋唐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宗教等领域，既包括传统领域，也有不少视角新颖的论题；或运用新的方法，通过对资料的缜密解读与分析，发掘出前人未及措意的新问题，显示出青年学者独有的学术创造力。第四，学术讨论气氛非常热烈。会上三方青年学者相互交流了各自的学术传统与近年所侧重的研究方向，通过学术争鸣达到了联谊的目的，并在中国中古史研究的诸多论题和方法论上获得了新的相对一致的认识。
    从本届会议来看，海内外中国中古史青年研究者所关注的论题，已经初步显现出趋同化的走向。一些大的研究主题，如政治、制度、地域，各方均有学者提出报告；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日本学者较早提倡的“史料批评”问题，也呈现出共同关注的态势。这反映出近年来学术交流日渐深入的背景。这也正是联谊会创设之初所希望达到的目的之一。由衷的希望这种深入交流、互相影响的趋势，将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