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启超、李大钊之后的年代里，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候，史学工作者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浪潮中，倾注更多的精力去从事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的研究，以增强全民族对于历史前途的信心。这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史学“寻找”自己，即研究本身的历史和理论，没有引起更多的研究者的关注，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在40年代的学术出版物中，我们还是可以查阅到不下十种有关中国史学史的论著，其出版年代在1942年至1947年之间，如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出版）、周谷城的《中国史学之进化》（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等。其中，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出版）和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出版）是很有代表性的著作。金著略按史官与史家、官修史书与私人著史为主要脉络，论述了先秦迄于明清的史学，而重点论述了马、班、刘、章的成就。全书材料翔实，展现了中国史学的丰赡的面貌。本书是这一时期此类著作的代表性著作。顾著以近百年史学为叙述对象，上编讲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前期的各方面成就，中编讲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下编讲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后期的各方面成就。本书的特点，一是近代意识突出，二是关注新史料的发现与研究，三是重视文、史关系。这两本书，今日之治中国史学者，仍不可不读。可以认为，四十年代的中国史学史著作，虽属于草创阶段，成果还是不少的。当然，一个明显的不足，是尚未注意到从中国史学的发展中，深入探索其中存在的理论问题。这个时期的史学理论、方法论著作，大多是介绍西方学人的成果；其学术意义不可抹煞，但尚未可视为中国学人从本民族史学的研究中所得到的认识。
    令人惊奇的是：从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史学史的公开出版的著作，陡然沉寂下来。人们所能见到的，一是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于1957年、1962年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了作者订正本，一是李宗侗的《中国史学史》在台湾出版。30年中，仅此二书，可谓寥若晨星。从著作的出版来看，这是史学寻找自己的一个沉寂的时期；然而，沉寂之中，“寻找”和探索毕竟没有中止。尤其值得提到的是：1961年举行的全国文科教材会议上，历史组的专家、教授们把编写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作为教材编写的任务之一确定下来，并提出将这两门课程作为大学历史系的必修课程规定下来；后因考虑到教材编写尚需有一个过程，而教师的培养也不是短时期可以解决的，于是暂定为选修课。参加这次会议并承担编写中国古代史学史任务的白寿彝先生，不止一次地同我谈起这次会议的情况，并指出人们一味地把史学史视为选修课是不对的。这次会议，对推动史学史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还创办了《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这一内部学术刊物。史学界的一些学者写出了不少有分量的史学史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中的一部分，后来由吴泽先生主编，收入《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二两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在这个沉寂而仍不乏探索的时期，一方面表明在一部分史学工作者中研究在继续深入，一方面也表明史学在整体上的“寻找”自己的意识的淡化；这种淡化不仅表现在对史学自己的发展历史的研究上，也表现在对史学自己的理论认识的研究上。
    应当说，80年代以来的十七八年中，史学“寻找”自己，在历史的研究和理论的研究这两个方面，都有了新的开展，都处在新的起步之中。其撰述成果的丰富，要远远超过前八十年。这是令人振奋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强调“史学寻找自己”呢？据我的肤浅认识，至少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就主要倾向来看，从事历史学教学与研究的人们，还没有真正自觉地认识到熟悉关于本学科自身的历史和理论的重要，这同历史学作为一个有重大社会影响的学科的地位很不相称，同历史学今后发展的要求也很不协调。
    第二，就20世纪“史学寻找自己”的路径和成果来看，虽有成绩，但发展极不平衡；特别是对史学发展过程的认识还需要有规律性的揭示，对史学自身理论的认识还需要有更深入、更准确的把握。
    第三，就当前中外史学交流和对比来看，中国史学自有其传统的优势和民族的特点；但是，中国史学在研究课题的价值取向方面，在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在多学科交叉研究以深化历史研究方面，以至于在对本学科的理论作出符合现代认识水平的概括方面，都还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从而跟上世界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
    总之，在世纪之交，提出“史学寻找自己”，它既是从一个方面对20世纪中国史学提出的总结性的认识；又是中国史学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史学意识和史学发展意识的一个更高层次的自觉。历史学是希望人类社会重视自己历史的学问，那末它本身就应当首先重视自身的历史。
    “史学寻找自己”，既要回首过去，更要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