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商代积年有了谱之后，我们就可以探索夏代的积年问题了。夏代共14世17王，加上后羿和寒浞，共19王，勉强加进寒浞之子，也不过20王。文献中之夏积年有两个数字，一个是431年，另一个是471年。我认为，前一个数字是较为可信的，后一个数字就很难说了。何哉？如以东周的平均王年衡量，夏代最多不过420年；如以西周的平均王年计， 则恰为431年。而471年按20王平均，则得23.6年。这既超出了东周的平均王年，也超出了西周的平均王年，更不要说商代的平均王年了。因此，我们应取431年，舍弃471年。
    为前所说，商代始于公元前1650年，再晚不过公元前1630年。1650加上430，为公元前2080年；如减20年，则为2060年。我取一个整数， 2100年，这就是夏代的始年了。如果有人认为这样欠妥，我们也可笼统地将夏代始年定为公元前21世纪。
    国外有学者认为，夏代不过是个传说。这种看法，在考古学中的夏文化未发现之前或可备一说。因为，那时连我们自己也只能这样推定：既然《史记·殷本纪》中所载商王世系已被殷墟出土甲骨卜辞所证实，《夏本纪》也应是可信的。现在我们已找到了考古学中的夏文化，夏代的存在就用不着怀疑了。考古学中的夏文化初名洛达庙文化，后名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的上限约为1920B.C， 其东下冯类型的上限约为1980B.C。二里头文化各期之间约为100年，其前还有一个过渡期或形成期。这样，二里头夏文化约形成于前2020年；东下冯类型约形成于2080年。2080年减去1650，得430年；减1630，得450年。前者接近431年， 后者则超出431年。如2020年减1650年，则得370年；减1630年， 可得390年，二者均少于431年。不过这不要紧， 一则这不影响夏代始于前21世纪，二则如我们前说，二里头文化是少康复国后的产物，此前还有禹、启、太康、仲康和夏后相，那可能要到中原龙山文化的末期了。这里顺便一提：说夏代不过是个传说，这是不能成立的；但禹是不是一个传说人物，这倒是可以研究的。说禹是一个传说人物，并不是说禹实无其人，而是说按古代部落、氏族与其首领通名之例，夏启之前的历代首领均可称禹。我们现在所说夏禹，可能是夏后氏之末代禹，其前还应有称禹者。这样，夏代始于何年，就不好说了。也许471年之说是据此而言的。 那样，夏之始年就是2100B.C，或略微超出。总之，夏之始年为公元前 21世纪，这是不成问题的。在甲骨文中，我们还没有发现夏字，有人以土方当之。不过，古文字中有禹字，字像以手执蛇状，这与有姒氏是相当的。由此可以说明，夏代是确实存在的。因为，禹已被古文字证实了。
    四
    我们考证古史中之年代，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古史，而不是以此代替古史研究。如然，那中国古史就是一张朝代世系表了。当然，对古史年代进行专门研究，是未尝不可的。但这只能归入历史年代学，而历史年代学是为历史研究服务的。应该承认，历史学科中包涵着历史年代学，但历史年代学并不等于历史学。由此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用历史年代学代替历史学；另一种倾向是，将历史年代学排除在历史学和考古学之外，认为研究历史和考古学中的问题可以不考虑历史年代学。所以，我们摆好历史年代学的位置，是有必要的。
    就前一种倾向来说，问题可能出自于史盲或半史盲。在他们看来， 所谓“信史”不过是一个朝代世系年数而已。只要朝代世系年数被证实，历史也就信而有征，一了百了啦！这种以历史年代学代替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看法，如果仅限于哪些史盲或半史盲的范围内，那倒不要紧，但作为一项什么工程提出来，就有点不可思议了。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些史学里手也热衷于此，推波助浪；而媒体则不断为之大造舆论，颇有进行古史决战之势。其实，这个问题已进行了多年，而且参与其中者不乏其人。现在我们当然可以作这方面的工作。但也不过是旧事重提，对以往的看法进行一些修订和补充而已。再说，中国古史的年代，只能断出大的时限来，要把各代王年都断出来，这是不可能的。强行为之，必将众议百出，莫衷一是，而工作也只好不了了之。前些年曾有人问我，为何不参与此事。我的回答是：一则历史学中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此，我不能把精力倾注到这个次要问题上来；二则就大时断来说，我已解决了这个问题，即：西周始于1050B.C，商代始于1650B.C，夏代始于公元前21世纪。而且我还断出，西周积280年；盘庚迁殷约当1300B.C，自此以后积250年，此前约积350年。众所周知，历史研究要把握大时段，因为时间太短显示不出历史的变化来。所以，把大时断理清了，也就可以进行研究了。当然，历史也可能在短时限内发生突然变化，但这也只能在大时段中显示出来。我并不反对历史年代学，也不反对有些人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但以历史年代学代替历史学和考古学，我是不赞成的。
    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认为历史年代同考古学与历史学是毫不相干的。这样，我们对考古学和历史学中提出的问题就不好定时定位，进行研究了。辟如说，二里头文化原本是作为西亳提出来的，有人否定西亳说，提出郑亳说。其否定的理由，是二里头文化各期全属夏文化，而汤居亳只能于商文化中求之。正好当时发现了郑州商城，于是郑亳说被提了出来。可是，后来又发现了偃师商城，以二里头文化为西亳自然是不对的，同时也动摇了郑亳说。但郑亳说不加考虑，一方面避而不谈他们把二里头文化全部断入夏代的错误，另一方面把偃师商城的时代往后压，压到郑州商城之后。遗憾的是，事实不饶人，偃师商城被证明是早于郑州商城的，尽管早得不太多。这样，郑亳说就很难成立了。因为，商汤灭夏之后只可能建都于偃师商城，而不可能在后建的郑州商城定都，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就是这不言而喻的道理却不为郑亳说者所接受，此公在一次会议上公然声称，偃师商城测得的年代尽管早于郑州商城，但与郑亳无干系。真是不可思议！让人说什么好呢？
    现已查明，郑州商城不仅晚于偃师商城，而且作为都城就更晚了。所以，仲丁迁隞是否在此，不是不可以考虑的。但郑亳说者又动肝火了。他们拚命反对仲丁迁隞说，以此保持郑亳说。我看他们表面上虽然气势汹汹，实际上是转移命题，要后退了。
    这里且不说他们把郑州西北的小双桥遗址说成是仲丁迁隞处，以便把郑州商城清理出来，保持住郑亳说的位置。那样，郑亳说将成为一桩无头公案，谁也断不清了。
    后来我反复考虑，郑亳说是不是毫无道理呢？看来不能这样说。那么郑亳说的错误在哪里呢？我看是把时间定位搞错了。郑亳者，郑国之亳，非商汤建都之亳也。由此可见，历史年代学并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
    我们研究历史，一定要有时间概念和地理概念。就上述问题来说，汤建都之亳无疑在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可能为仲丁迁都之隞。郑州商城晚建，可能始于太甲。而太甲之所以要建此城，可能与他被放逐有关系。他放逐之所，有可能就是小双桥遗址了。到春秋时代，此地或有殷之遗民，出于怀旧，故立亳社以岁时祭祀焉。
    顺带谈一个问题，仲丁迁隞仅见于文献，或作敖，或作嚣。为什么此地称隞呢？我考虑，这可能与寒浞之子名浇者有关系。据文献记载，仲康子夏后相先都于空桑（今开封陈留），后迁都于帝丘（今濮阳），最后被浞子浇所攻杀。由此推断，浇可能初居于今之郑州附近，临靠济水的地方。浇善于行舟，他由此顺济水而下，到了空桑，把夏后相赶跑了。接着，他又乘胜追击，攻杀夏后相于帝丘。夏后相妻后缗方娠，从墙洞中逃出，到了母家有仍氏，生下少康来。
    说这段题外的话，只是想表明，时间和空间是连缀历史的经纬线。有了经纬线，我们才可能把历史哄托出来。否则，我们是很难抓到历史问题，进行如实剖析的。
    末了我想说的，本文并无多少创意。只是感到当前在这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把归解重新抄作一番而已。文中批评了两种倾向，完全出于善意。我很希望，当道应多关心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开发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