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史学作为学术的一支，其生命自然也就在于创新。所以，对史学的创新予以高度重视是积极而有意义的。
        史学应该如何创新？我们可以听到的最简短而干脆的回答是：破旧。可是，什么是破旧呢？这似乎难以用三言两语说清楚。这里，谈一下两种颇有代表性的理解：
        第一种，破旧就是彻底抛弃或者砸烂传统（或说传承），只要破字当头，新也就会自然地立在其中。按照这种理解的最典型而激烈的行动，大概莫过于“文革”中的种种表现了。
        第二种，史学创新所需的破，不是一种简单的对于旧的或传统的抛弃，而是要从对于旧的或传统的批判中引出新的突破或创见。谚云：“除旧布新”；又云：“推陈出新”。对于这里面的“除”与“推”，不是简单的砸烂或消除与简单的推拒或排斥。在古代汉语里，“除”字既可以解作“去也”，也可解作“开也”；“推”字既可以解作“排也”、“去也”，也可解作“举也”、“进也”，还可以解作“推度”、“推求”。所以，“除旧布新”，既有除去“旧”以为“新”开道的意思，也有从“旧”里开拓出“新”的意思；“推陈出新”，既有推开“旧”以为“新”开路的意思，也有从“旧”里推求出“新”的意思。这里的“除”与“推”，和黑格尔特别喜欢用的一个德语词aufheben（现在一般汉译为“扬弃”）意思十分接近。如果我们把“破”、“除”、“推”理解为“扬弃”的意思，那就能辩证地把握破旧与立新之间的关系了。
        难道创新不须站在学术的前沿？当然需要，问题在于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站法。对于自然科学或技术学科的研究来说，关键问题（前沿问题）是当下存在的，其研究对象也是可以直接面对或当下存在的。至于史学研究，尽管前沿问题是当下存在的，可是其研究对象却是传统本身，是历史文化之流。所以，研究史学不但要看当下的著作、三年前的书，而且要看三千年前的书。如果不读以前的史书，那就不可能出现史学的创新。当然，史学作品里也有过时的书，那是因为它本来就没有价值；有些用炒的方法炮制出来的泡沫史学作品，其实在其诞生时就是过时的，因为没有价值。顾炎武在一封给友人的信里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恶甚，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回想顾炎武这一段话，得到两点启发：其一是，砸烂旧的也有可能正好是砸烂了宝贝，而新造的却是赝品、次品，所以并非凡是砸烂旧的就是真正的创新；其二是，如果不深思他的“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的规劝，那么弄不好就会有今人之治史如今人之炒股的危险。史学之创新并无捷径可循，显然不能简单地依赖于砸烂式的破。
        于是，我们就不能不进一步认真地思考第二个问题，即如何才能真正求得史学的创新。刘知几在其《史通·曲笔》中曾经为从汉魏之际的董承、耿纪到周隋之际的王谦、尉迟迥等为了维护前朝而牺牲生命的人鸣不平，因为历代史书都把他们说为“逆”，而在刘知几看来他们都是真正的忠臣。 人们不妨依照刘知几的办法为董承等历史人物来一个180度的大翻案，肯定他们确实是忠臣。那么，这样的翻案尽管有了正反、黑白之变，但是究其实质并无真正的新意，因为辩论的双方所主张的都是封建的忠君思想，在今天已经了无新意可言。由此可见，简单的正反之变并不能导致“新”的出现。
        那么到底应该怎样来认识“新”并在史学研究中创新呢？我们可以读一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第三章。这一章，讲的是各种社会主义的文献。第一节讲反动的社会主义，其中之一就是封建的社会主义。从其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来看，封建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完全站在反面的，但是其实质并不新，恰好是反动的。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样的似新而实旧的社会主义作了极为深刻的分析和揭露，他们的论证方法正可以启发我们严肃辨别真正的新与旧的思考。
        由此可见，“新”原来不是可以凭简单地割断历史传统的方法达到的，恰好相反，新与旧之辨实际上只能从历史的进程中来分析并把握。反对资本主义的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不能因为他们都反对资本主义就一概说他们全都是新。至于其中哪些是真正的新，哪些是似新而实旧，这只能以整个近代的历史为背景来研究，也只能按照历史发展的进程及规律来鉴定。在人类历史上，一切的“新”都是在历史文化之流中产生的，同样它也只能从传统的过程去把握。如若想斩断历史或离开传统而求“新”，那无异于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