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总书记在2001年8月7日、今年4月28日和5月31日的讲话中，不仅科学地肯定了 发展社会科学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度重要性，而且精辟地指出了社会 科学发展的方向和途径，还向社会科学界提出了不断创新学术，为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多 贡献的殷切期望。中国历史学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学科，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 年中，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无论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都有很多的创新和拓展， 对中国历史学的研究体系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回顾和总结这一时期的学术创新状况 ，对落实江泽民总书记讲话精神，进一步繁荣发展中国历史学研究不无益处。在以往的 诸多创新中，现代化研究的出现和发展，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创新，下面结合本 人在编写《中国现代化历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所想到的一些问题，谈几 点体会。
        一、对历史研究解释体系的创新
        用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其影响所及不仅仅在于具体的研究内容和研究 视角的开拓和创新，而且涉及整个近现代史的研究主线和解释体系的创新。这主要表现 为下述几点：
        第一，对近代史研究主体线索的影响已渗透到通史和各专门史。以前的近代史研究， 大多以阶级斗争和反帝斗争为主线，不仅以此划分历史发展的阶段，而且以论述斗争本 身为主体内容，现代化研究则把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作为研究主线之一。在通史性的研 究中，如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20世纪史等课题，都已有不少以现代化为主体线索 之一的研究成果和在研项目。在专门史研究中，开辟了许多与现代化密切相关的研究领 域，有的研究对象就是现代化的内容之一，具有较强的现代性，如城市史、法制史、教 育史、科技史等课题；有的研究对象具有从传统到现代转变过程的丰富内涵，如社团史 、社会生活史、区域史等课题。一些旧有领域的研究也日益与现代化问题相结合，如政 治史研究中的政治制度变革问题；经济史研究中的资本主义化、工业化、企业制度等问 题；文化史研究中的中西文化交流和融合、大众传媒等问题；思想史研究中的各种现代 化的主张、意识和观念等问题；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争取平等互利国际关系、合理利用 国外资源等问题。即使是关于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 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政治事件的研究中也不乏以现代化角度加以新的审视，或 分析它们的现代化意义，或考察它们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对近现代史研究的解释体系的影响。以前的研究，在考察、分析和解释问题时 ，有一个基本的思维定势：对人民群众（相对于政府）、无产阶级（相对于有产阶级）、造 反者和革命者（相对于统治者和改良者）、中国（相对于外国列强）的所言所行一味地加以 颂扬和肯定，对他们的相对一方则几乎都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现代化研究，对这两方 面的评判，注重于考察其是否能够推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人民群众 生活的改善，是否符合人类及其社会发展、进步的方向。同时，并不忽视阶级斗争和反 帝斗争的研究，而是从现代化的角度加以考察和分析，作出新的解释，如用“动力系统 ”和“道路选择”分析反帝反封建斗争、国共斗争和制度改革；从“队伍结构”的角度 考察各个阶级、阶层和党派的状况和作用；用“传动”和“外部资源利用”的观点解释 中外关系和被迫开放。对其他问题的研究，也不乏这种现代化的解释，如在人口史研究 中，由考察人口的数量变化、出生率、死亡率、性别构成、地区分布等人口的自然结构 状况，发展到重视人口的城乡构成、职业构成、文化素质、人才资源开发等人口的社会 结构状况，从而反映人的现代化及其与社会现代化的互动关系；在区域史研究中，从区 域资源优势及其利用发挥的角度分析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特点。
        第三，对历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和内容结构的影响。传统的历史学科体系，在纵向的时 间结构上划分为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四个二级学科；在横向的内容结构上 又区别为政治史、中外关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科技史等各种专门史，它们 不仅各为一个研究领域，而且互相之间很少沟通，特别是四个二级学科之间更为明显。 现代化研究，特别是全过程、整体性的现代化研究，由于在过程上需要反映其从前提条 件到启动发展的整个进程，在内容上需要考察各项指标实现状况、动力系统、道路选择 等各方面的相关因素，因此必须贯通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反映不同阶段 之间的继承、积累和发展关系，而且把在各个阶段中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化 等各方面的发展变化用现代化的主线整合于一体，并分析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就具体 的研究内容而言，发生了两种转变，一是在历史事件的研究上，从以往的以研究重大政 治事件为主，转向兼顾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中外关系等与现代化关系密切的各个 方面，并日益受到重视；二是在事件的具体内容研究上，从以往的突出其人民性、阶级 性、革命性和爱国性，转向兼顾其现代性、科学性、合理性和世界性。由现代化研究而 带来的这些转变，体现了中国历史学的一种学科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