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者 按】从上个世纪80年代始，就有关注历史学命运的学者，敲响了“史学危机”的警钟，从 此，历史学向何处去，一直是萦绕在史学工作者心头的重大课题。迈入新世纪以后，历 史学将如何发展，更牵动着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心。最近，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几位教授 、博士生导师，结合自己的专业，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本刊集中发表这些卓 有见地的观点，相信会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从而推动对此问题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危机”的声音在学术界总是不绝于耳。历史学是一门古 老的学科，在任何国家都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历史学从古至今 都属于一种“奢侈”的学科。所谓“奢侈”，并不是指史学研究是“饱食终日”者的行 为，而是指历史研究的成果不会转化为直接的经济效益，如果得不到国家或公共资源的 扶植或资助，史学研究往往会出现萎缩或发生危机。从长远来看，史学研究在社会发展 进程中起着一种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且不说会对统治者或管理国家的精英有着“鉴往 知今”之功效，就大到国家或社会而言，历史的底蕴可以说是国家民族精神的基础，重 大的社会改革总是在对历史的反思或总结中开始和完成的。就小到普通公民而言，历史 体现出民族传统的深厚的文化积淀，对历史的了解是他们具有爱国主义情怀和提高社会 整体文化素质的先决条件之一。对一个不断走向进步的社会来说，其作用之巨大应该是 不言而喻的。因此，“史学无用”的论调是一种极为短视且非常有害的观点。中国一向 有着治史的传统，不管是官方修史，还是民间修史，在历史上都有过辉煌。在今天，史 学研究尽管受到了商品经济大潮的严重冲击，但治史的传统实际并没有丢弃。历史学依 然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大门类，这里没有具体从事史学研究者的数目，但队伍一定是 非常庞大。有人曾惊叹，高校历史学招收的博士生竟超过了计算机等应用学科的博士生 。当然，历史研究不见得队伍越大就越好，但历史学必须在社会发展中发挥其特有的作 用或功能，否则“危机”不仅难以克服，还会进一步加深，出现史学工作者不愿意看到 的“尴尬”局面。我本人从事美洲史的教学与研究，史学视野非常有限，只能结合自己 的专业对国内的史学研究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期以小窥大，在对国内史学研究反思 中从史学自身寻找危机的内在根源，并从中把握国内史学研究的基本趋势。
    从史学研究的成果分类来看，大致可分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前者主要指研究者首 先构建起一个宏观的框架，在一种整体的视野中通过对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 事件的考察，试图从理论上总结出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这种研究的主要特征是研究视 野广阔，基本观点贯彻始终，给人“以木见林”的感觉。后者是对历史上发生的某一事 件或某一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其主要特征首先在于史料的“功夫”，即需要掌握 大量的资料，并对资料的真伪进行辨别，来搞清楚所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一般来讲， 宏观研究产生的影响较大，能够称得上大师级的史学家在宏观研究上都有所建树，如汤 因比的《历史研究》、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 、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等 等。他们的研究打破了传统史学研究的单一性，对相同或不同时空范围内的复杂历史现 象进行比较分析，读他们的著作时往往被其立论、论述和结论的气势宏大而折服。微观 研究多见于国别史，有的著作通过对某一专题的研究，来展现出历史发展的一个侧面， 或者用来说明一个深刻的道理，为人们认识当代世界提供一些启发。这种研究比纯粹的 微观研究具有更大的影响。不过，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从来都不是割裂的，而是互为因 果的，宏观研究是以长期的微观研究作为基础，是研究达到一定积累和高度的产物或结 晶。目前，在我国的世界史领域，微观研究的确出现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好的 宏观研究成果不能说没有，但显然不是很多，所以我们在涉及到世界史研究体系以及许 多理论问题上无法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或对话，在这些方面国际世界史学界也很难听到我 们的“声音”。在以全球史观审视世界历史发展这一无法逆转的趋势下，对我们从事世 界史的研究者来说，研究视野应该更为广阔。研究任何一个问题，不要把它作为一个孤 立的事件，一定要把它置于一种世界范围内的背景之下，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新，做出 令人信服的史学研究成果。这既是我们的一个努力方向，也是世界史研究能够出现标志 性成果的重要基础。
    在普通人的脑海中，提起史学研究，就可能会出现“象牙塔”或“故纸堆”的图景。 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永远是过去，许多问题只能从“故纸堆”中寻求答案。因此，离开了 “故纸堆”，史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更谈不上研究了。但史学研究决不是与现实 完全脱离的“象牙塔”，史学工作者更不能坐在书斋中潜心于历史的考证性研究。许多 能够产生较大影响的优秀史学成果都反映出对现实的理论思考。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 不能仅仅局限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鉴往知来。这 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功能，用中国古代史家的话来说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 用西方人士的话来说是“历史的用处就是要对当前有所帮助”（爱默生之语）。不过对史 学工作者来说，处理好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历史过于现实化 就难免使研究落入套路，甚至会扭曲历史。如在我本人从事的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现实 化的倾向就比较明显，研究人员的视野自觉或不自觉地局限在某些已经确定好的框框之 中。在研究中，他们基本上是把美国作为一个批判的靶子，从历史中寻找现实的影子。 这样自然对美国外交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处处体现了与政 府的外交口径保持高度的一致，稍有越雷池一步，便会冒政治上遭到批判的风险。近些 年尽管学术研究环境进一步宽松，但还是存在着“度”的限制。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对美 国外交史的研究完全脱离开国家的需要，不过如果所受限制过多，或者说阐释历史仅仅 出于回应现实的目的，研究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客观性，这既不利于学术发展 与创新，还可能给国家有关部门对美国外交的认识传递了失真的信息，对决策产生误导 。这种过分现实化的倾向同样体现在美国史的其他研究领域，或多或少也存在于其他国 别史的研究中。所以，历史的现实性决不是为现实而失去历史的真实，但史学研究也决 不仅是脱离现实的纯粹历史考证。正确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我们史学研究人员所 面对的一个挑战。史学研究只有在展现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才能为中国当前的政治、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借鉴，才能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提供发人深省的警戒。这无疑是史学具有 存在价值的意义，也是史学研究具有生命力的所在，同时也体现出了史学研究发展的一 个大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