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是创新问题。是不是新的都是对的，应该分析一下。比如，刚才讲的对袁世凯的评价，应该说是非常新的观点，但我觉得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科学的观点。所以，新的观点和科学的观点是两码事。科学从本质上讲要求创新，如果重复前人的东西，科学就没有前进。但创新实际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对前人的某种不科学认识的纠正来达到新的科学的认识，这是一种创新；另外一种，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往前进，往同一个方向前进，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有些人对老前辈范文澜同志历史著作的评价，话说得不公平，带着一种轻率的嘲弄、轻薄的口气评论范文澜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范文澜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很多问题上纠正了过去旧史学对历史的颠倒，现在有些人提出要重新认识。如果现在一定要再简单颠倒一次，这里的新与旧就很难说了。很显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范文澜等同志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未必都是真理，需要重新认识，这完全是对的。但是，要抱着非常尊重的态度，因为先辈的成果是我们研究的基础，纠正他们的错误也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再往前走。
    史学研究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为什么会逐渐形成一种有系统性的看法呢？从研究方法来讲，有一个特点，就是把中国近代社会变成抽象的脱离周围环境的真空里的东西。现在有些人认为近代化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而且仅仅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这就离开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民族独立，近代中国是一个不独立的国家；二是政治民主，当时中国还是一个封建主义统治的社会。在这样的环境里，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需要解决政治前提问题，否则，近代化就走不下去了。不仅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到一定时候就需要解决政治前提，需要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中国除了要有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反对封建之外，还要有民族独立。这里办一个工厂、那里办一个工厂，甚至搞一些资本主义的政治设施，都是可以的，都是在量的范围之内逐步向近代化前进。但是，如果上述两个前提不解决，近代化就化不下去了。现在很多人抛开了这个东西，因此，就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是错的、反对封建主义是错的这一类的观点。如果认为只要谁办过工厂或是发表过意见说要办厂就是好的，而不考虑大的政治前提，那么历史上没有一个统治者是该否定的，因为任何一个统治者，即使是最腐朽的，为了维持其统治，也会办几个工厂，搞点实业。所以我觉得，讨论历史观、方法论问题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史学研究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同时有一种健康的学术争鸣的气氛，就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