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在唐宋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基本结论已为国内外史学界所认同。20世纪以来，不少学者曾力求从文化、政治、阶级、阶层、经济、婚姻等不同的专题研究入手，试图对唐宋时期社会变迁作出“知微见著”的分析概括，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而社会经济研究，无疑是研究的基础。我们约请部分对这一问题作过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就唐宋时期的土地制度、商品经济、经济制度、制度变迁等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推动对唐宋时期社会变迁的研究。
    论唐宋时期土地制度变迁者，常陷入一个误区，认为唐宋时期土地制度的变迁是从中唐以前的授田制，发展为宋代的“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最早陷入这个误区的可能是南宋的叶适与郑樵。叶适认为，北齐、北周时期，“田皆在官”；“自汉至唐，犹有授田之制……盖至于今，授田之制亡矣”。郑樵也认为北魏太和九年（485）后至隋唐实行普遍授田制，“天下无无田之夫，无不耕之民”。叶适的上述论断，今人仍常引用。
    实际上，汉代只有限田制，而无普遍的授田制。西晋占田课田制所规定的吏民占田额也只是允许占田的最高限额，并非实授土地。五胡十六国时期，既没有授田制，也没有限田制。至北魏太和九年颁《地令》，则开始有后世习称的所谓“均田制”。但北朝隋唐的“地令”（田令）虽有“授田”之说，实际上并非普遍授田制。
    均田制下的所谓授田，按“地令”（田令）的规定，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国家授田，一种是将各户原有的土地登记为各户的已受田（北魏《地令》第3条即规定：“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于分虽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数。不足者，以露田充倍。”唐《田令》第2条后款亦规定“先有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从“地令”（田令）的行文次第看，似乎是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只能是后者为主，前者为辅。关于均田制下的“土地还受”也是如此。“地令”（田令）既规定减丁或老死要退田，同时又规定“诸地狭之处，有进丁受田而不乐迁者，则以其家桑田为正田分，又不足不给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减分”（北魏《地令》第11条）；“其退田户内有合进受者，虽不课役，先听自取，有余收授”（唐《田令》第27条）；“若当观寺有无地之人，先听自取”（唐《田令》第30条）。因为北朝隋唐规定的“应受田”额远远超出当时的户均垦田数，所以减丁时绝大多数都无田可退。减丁时既无田可退，进丁授田自然无从谈起，剩下可做的也只有家内账面调整而已。
    唐代均田制下“授田”与“土地还受”之所以率多有名无实，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无田可授。我们知道，汉唐间官田的最大宗就是屯田，屯田至唐代臻于极盛。唐代屯田最盛时，全国约有992屯，共有地约4.5万顷，加上其他官田（职分田、公廨田、官牧田、驿田等等），充其量也不过10万顷。相对于全国数百万户来说，区区10万顷左右的官田，即使都拿来授给无地或少地农民，也只是杯水车薪而已。更何况绝大多数的屯田、职分田、公廨田、官牧田、驿田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拿来给民户授田。官荒田自可用来授田，官荒田的给授实际上就是鼓励垦荒。宋代也实行鼓励垦荒政策，只是形式与做法与唐前期不同而已。
    北朝隋唐均田制下也有许多“全无地者”，唐前期的诏令曾谈到这一问题，出土文书也证明了这一点。事实证明，均田制下并非“无无田之夫，无不耕之民”。
    唐律明确承认均田制下的百姓田为私田，唐令亦然。《唐令·田令》第34条就规定“公荒田”可以用来授田，“私田不合”。可见，即使是荒地，“官”与“民”（亦即“公”“私”）的产权也是很分明的。由此可见，均田制下绝大多数田在民而不在官，在私而不在公。
    治宋代经济史的学者常说宋代时人曾说过宋朝“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论者常据此认定“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是宋代的基本国策。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说宋人讲（我朝）“田制不立”，根据是《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农田》载：“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仁宗继之，益务约己爱人。即位之初，下诏曰：‘今宿麦既登，秋种向茂，其令州县谕民，务谨盖藏，无或妄费。’上书者言赋役未均，田制不立，因诏限田。”据《宋史》上述记载，很容易得出“田制不立”云云乃乾兴元年（1022）上述上书者所言的结论。但事实并非如此。关于乾兴元年上封者的建言，《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十九至二十有更详尽的记述。两相比对，不难发现，乾兴元年十二月某“上封者”虽然谈到赋役不均与豪强兼并问题，但其中并无（我朝）“田制不立”之语。说宋代“田制不立”者，是《宋史》的作者脱脱等人，不是宋人。
    宋元时人论田制有两种不同的涵义，一种是专指井田制，苏洵、欧阳修、张载、苏辙、魏了翁、黄缙、陆文圭、陈旅等等，皆持此说。时人的所谓田制，绝大多数即取此义。这种意义上的田制，不独宋代没有，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也都没有。田制的另一种涵义是指各种土地政策、土地法规，乃至对土地的规划、利用等等。王应麟、廖行之、张方平等皆持此说。这种意义上的田制，不仅两汉、北魏、北齐、北周、隋、唐有，宋代也有。
    王应麟所说的北魏、北齐、北周、隋、唐各朝的田制主要体现在各朝的“田令”（或曰“地令”）上。北魏太和九年《地令》计15条，见《魏书》卷一一○《食货志》。北齐、北周、隋《田令》（或曰《地令》）现不存，其大旨见于《隋书》卷二四《食货志》。唐《田令》计55条，近因戴建国先生发现天一阁所存宋天圣令而得以复原。
    唐安史乱后，均田制名实俱亡，《唐田令》中的大部条款已经失效，但仍有少数条款继续行用，并一直沿用至五代、宋初。宋代也有《田令》。《天圣令·田令》共有7条。天圣以后，随着田制的日益完备，《田令》的条目也逐渐增多。仅现存《庆元条法事类》残本就可以辑出《庆元令·田令》15条。《庆元条法事类》共80卷，现存38卷，不到全书一半。从现存《庆元条法事类》不到一半的残本中，就可辑出庆元《田令》15条，推测《庆元田令》全部应有30条左右。除了《田令》，宋代还有《田格》、《农田敕》等法律文书。这些法律文书，自然也都与田制有关。宋代长期实行鼓励农民垦荒政策，招诱逃户归业政策，这些政策应该也属田制范畴。要言之，只要我们不像欧阳修等人那样，认为只有井田制才是田制，其他都不算田制，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宋代是有“田制”的，并非“田制不立”。说宋代“不抑兼并”者，常引用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一《祖宗兵制名〈枢廷备检〉》中的“不抑兼并”一语为证。其实，王明清先人王铚《枢廷备检·引》只是说宋初“置转运使于逐路，专一飞挽刍粮，饷军为职，不务科敛，不抑兼并”，而不是说整个宋朝政府机构都“不抑兼并”。实际上，宋元丰官制就明确提到户部“以征榷抑兼并而佐调度”。
    豪强兼并问题是宋代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个很突出的现实问题，因而也是官僚士大夫们经常讨论的话题。官僚士大夫谈论抑制兼并的资料不胜枚举，可谓俯拾皆是。即使是政见不同的双方，不管他们的真意如何，都以抑制兼并为辞。这说明，抑制兼并的传统思想还是当时政坛的主流思想。
    事实上，宋代政府还是实行抑制兼并政策的。笔者以为，宋代抑制土地兼并政策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规定客户与下等户才可以请射荒田；（2）规定官吏不得租种官田；（3）规定寺观不得市民田；（4）规定品官限外之田也要派差科；（5）规定不得由出举而买田。
    以上事实说明，宋朝政府仍实行抑制土地兼并政策，只是其抑制土地兼并的措施与此前的北朝、隋唐多有不同，抑制兼并的效果比北朝、隋唐更差而已。北魏至唐前期，亦即所谓实行均田制时期，主要是通过制定官民占田的最高限额与限制土地买卖的办法，抑制土地兼并。北魏至唐前期，土地兼并现象一直普遍存在。北朝时期，即如北齐宋孝王《关东风俗传》所云：“其时强弱相凌，恃势侵夺，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唐前期，也是既出现像卢从愿、李橙那样的“多田翁”或“地僻”，同时又大量存在“全无地”的贫民，故杜佑《通典》卷二《田制》引述唐田令之后评论说：“虽有此制，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宋朝政府不再规定一般地主占田的最高限额，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因而宋代土地兼并之风比北朝、隋唐更盛，说明宋代抑制土地兼并之力度与效果皆不及此前的北朝、隋唐。但不能因此就说，宋代的基本国策是不抑兼并，甚或说宋代实行促进土地兼并政策。
    上面的讨论，表明北朝、隋唐均田制成立之时，我国土地制度的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唐建中元年（780）均田制名实俱亡后，我国土地制度的性质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我们对秦汉至两宋土地制度情况的基本估计。同时我们又认为，宋与中唐以前相比，我国的土地制度情况还是发生了许多明显的变化。具体地说也就是，在民田方面，土地所有权继续深化，土地买卖更频繁，土地所有权的转换加速，土地更集中，贫富分化更严重，租佃关系也更发达；在官田的运营方面，大量官田民田化：或仿效民田办法出租土地，或仿效民田办法出卖官田。上述这些变化大体上都属于量变范畴，或者是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不是从“抑制兼并”到“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全面、准确地把握唐宋时期土地制度的这一变化，必将有助于全面、准确地研究唐宋时期各个领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