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谈中国文化，离不开经学。离开经学，也说不清楚中国文化。经学有过如日中天的尊荣，也有过被打入冷宫的寂寞。造成这种大起大落，自有其历史原因。毛泽东同志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江泽民同志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题词：“总结与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本着这一精神，我们以“经学与文献学的关系”为题，邀请国内一些学者笔谈。我们希望笔谈能够引起人们对经学的关注，促进学术的全面繁荣。据悉，由北京大学学者主持的《中华儒藏》已于2004年4月启动，由清华大学和新加坡大学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本年11月在北京举行，种种迹象表明，正确评价经学，给经学以应有的地位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谈经学与文献学的关系
    李学勤
    说起经学，今天在社会公众甚至学术界中，每每引起一种神秘感。常听见有人慨叹：经学太深太难了，似乎是一种高不可及，只好敬而远之的学问。
    其实，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最近看钱穆先生《新亚遗铎》里的演讲，他强调“儒学为中国文化主要骨干”，我们还要说经学是儒学的核心。这样说，并不是想渲染经学有什么好。不管现在对经学怎样评价，经学在历史上所具有的既深远又普遍的影响作用是客观存在的。研究传统文化，阐扬其间的优秀因素，无论如何不能对经学弃置不顾。
    什么是经学？《辞源》讲是“研究经书，为诸经作训诂，或发挥经中义理之学”。这个意义的“经学”一词出现很晚，具体时间有待考证，其流行要到晚清皮锡瑞《经学通论》、《经学历史》以及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等以后，“经学”所指的那种学问的起源却非常早。大家知道，经书的“经”字本义是“常”，被认为常道可以作为典范的书便称为“经”。经书的地位得到确定，必然得到传习和注释解说，也就是有人作训诂、讲义理。因此，不妨认为有了经，便有了经学，至少是经学萌芽的存在。
    先秦有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秦火以后，《乐》经亡佚，汉代以下只有五经。这一点有些学者不相信，他们主张《乐》本无经。近几年，在新出土的战国楚简里见到六经之后，证明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古书里提到《诗》、《书》、《礼》、《乐》等，这些经书都有一个较长的形成过程，取得经的地位也互有先后。《诗》、《书》、《礼》、《乐》是古代教育的主要内容。从古文字材料看，商代晚期甲骨文已有“太学”，西周金文涉及学校的更多，教学内容当即包括《诗》、《书》、《礼》、《乐》之类。到了春秋时期，记史的《春秋》（不一定是鲁史）也列入教材。例如《国语·楚语》载，楚庄王任命士璺做太子箴（后来的楚共王）的师傅，士璺向申公叔时请教，申叔时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之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里，《令（命）》、《故志》、《训典》属于《书》类，《春秋》、《世》、《语》属于《春秋》类，加上《诗》、《礼》和《乐》，六经已有其五。
    六经系统的确立，自然是经过孔子的工作。孔子以六经（或称六艺）授弟子，他对经书的删述，用现代的话说，是编订基本教材。特别是孔子老而喜《易》，据长沙马王堆发现的帛书《要篇》，子贡曾对孔子质疑，孔子明确表示，他自己对《易》的看法和做卜筮的“史巫”不同，所注重的不是占筮，而是古之遗言，“予非安其用，而乐其辞”，“我观其德义耳”。这样，就把原来只是占筮书的《易》转化成了哲理的著作，使《易》正式进入经书的行列，《易传》十翼也由此撰成。
    孔子及其门弟子对六经的传习论述，不像《左传》、《国语》中春秋时期人物那样只用片断的引用和解释，而是系统的研究。有些人看《论语》，以为孔子关于《诗》、《书》等只限于零星的评论。最近公布的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简《诗论》，足以改变这种印象。由《诗论》不难证明，那时已经有了和今传本基本一样的《诗经》，而且孔子本人有丰富深入的论说，这显然已经是经学了。中国历史上的“经学时代”，过去多以为到汉代才开始，现在看还是肇端于孔子及其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