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学与文献学的关系(笔谈)(3)
清人崔述《读风偶识》卷一也指出:“细玩此篇,乃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写其哀乐之情耳。” 郑樵的《通志·昆虫草木略·序》还从生物学的角度分析了雎鸠不过是一种善于捕鱼的水鸟,根本不是什么“挚鸟而有别者”,他指出: 不识雎鸠,则安知河洲之趣与关雎之声乎?凡雁鹜之类其喙褊者,则其声关关。其喙锐者,则其声骘骘,此天籁也。关雎之喙似凫雁,故其声如是,又得水边之趣也。 用捕鱼来比喻追求异性是非常普遍的。闻一多《说鱼》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指出:“正如鱼是匹偶的隐语,打鱼钓鱼等行为是求偶的隐语。”此在先秦也不乏其例,如《管子·小问》篇说过一个故事:“公使我求宁戚,宁戚应我曰‘浩浩乎’,吾不识。婢子曰:诗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鱼,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宁子其欲室乎?”此诗通篇写的都是找对象没有找到的感受,以“关关雎鸠”起兴也是为了比喻找对象,再也没有其他什么深刻的寓意了。 其次谈一谈这首诗的作者,我们认为《关雎》起初是民歌,后来被乐师们收集并加工过。但是,古往今来不少人都认为这首诗并非采自民间,朱东润还特地写过一篇《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特别提到:“即以《关雎》、《葛覃》论之,谓《关雎》为言男女之事者是矣,然君子、淑女,何尝为民间之通称?琴瑟钟鼓,何尝为民间之乐器?在今日文化日进,器用日备之时代,此种情态,且不可期之于胼手胝足之民间,何况在三千年前生事方绌之时代?”这一观点似乎为一些学者所普遍接受,如魏炯若《读风知新记》说:“《关雎》诗里有琴瑟中鼓,诗为贵族而作,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如何分析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必须注意《关雎》一诗是经过乐师们加工过的民歌,他们加工的目的当然是为统治阶级上层人士服务的。因此乐师们在对歌词进行加工时不能不反映贵族们所熟悉的生活,运用贵族们所熟悉的语言。应当说这首诗的基本素材还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如诗的前十二句,写水鸟在河中的小岛上叫着,写一位姑娘在采荇菜,写一位小伙子见了她产生了爱慕之情,以致朝思暮想,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反映的基本上是老百姓的生活与情感,使用的也基本是群众语言。后八句中的“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恰恰是乐师们为了迎合贵族的需要,在原有歌词的基础上加上去的,考虑到演唱的场合与观众的身份,于是将采荇菜的姑娘称作“淑女”,将害单相思病的小伙子称作“君子”,从而使这首诗歌打上了贵族阶级的烙印。 古有采诗制度,如《汉书·食货志》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循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显然,文中的“比其音律”,说明大师对收集上来的民歌进行了加工,再配上音乐,以供演唱用。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一文曾对乐师们加工民间歌谣的情况作过分析,指出: 我以为《诗经》里的歌谣,都是已经成为乐章的歌谣,不是歌谣的本相。凡是歌谣,只要唱完就算,无取乎往复重沓。唯乐章则因奏乐的关系,太短了觉得无味,一定要往复重沓的好几遍。《诗经》中的诗,往往一篇中有好几章,都是意义一样的,章数的不同只是换去了几个字。我们在这里,可以假定其中的一章是原来的歌谣,其他数章是乐师申述的乐章。 乐师们对《关雎》的加工正好可以说明这一点,我们认为前十二句基本保留了《关雎》一诗的原始面貌,它真实、生动、鲜明地表现了民间一位男子追求一位女子尚未获得成功的情感,在许多人的心中产生了共鸣,因此广为流传。为了更好地发挥歌曲的娱乐功能,所演唱的歌曲一般都要重复唱上好几遍。重复唱的歌词与曲调同前十二句基本上是相同的。为了使所唱的歌词,每一遍之间有所区分,便在原有歌词的基础上改了几个字,这也正是国风中绝大多数诗篇各章之间结构基本相同的原因。 下面我们就专门谈一谈《关雎》的分章问题,《关雎》共二十句,如何分章,《毛诗注疏》卷一指出:“《关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五解释道:“五章是郑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显然,郑玄将《关雎》分成了五章,而早于他的毛公,则将《关雎》分成三章。应当说将《关雎》分成三章更原始,也更可靠一些。问题是三章如何分,正因为毛公的分法不够科学,所以郑玄才将三章改成了五章。我们认为分三章是正确的,其正确的分法如下: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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