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关雎》中有三段诗的结构基本相同，这三段即“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它们理应并列地分在三章。国风中绝大多数诗篇都是这么分章的，如果毛公、郑玄等不这么分，后人就会提出疑问。比如《小雅》中的《伐木》一诗郑玄分为六章，章六句，未加说明，可见毛公也是这么分的，朱熹在《诗集传》中改作“三章，章十二句。”并说明道：“刘氏曰：‘此诗每章首辄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当为三章。旧作六章，误矣。’今从其说正之。”刘氏指刘敞，其《七经小传》持此观点。毛公虽然将《关雎》一诗分为三章，但并未将上述结构相同的三段诗，并立地分在三章，而郑玄将之分为五章，也未反映出这三段诗的并立关系，故也不是正确的分章方法。我们的分章方法，准确地反映了三者的并立关系，因而是正确的分法。
    章是音乐单位名称，《说文三上·音部》指出：“章，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当然，章同时也是抒情表意的单位，《文心雕龙·章句》篇已说明了这一点。
    刘勰所论不局限于诗歌，诗歌当然也包含在其中。章既是音乐单位，同时也是抒情表意的单位。我们在分析《关雎》的分章问题时，不能不考虑这一重要因素。
    《诗经》中的歌词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乐谱的支配，乐谱奏两遍，则歌词就分两章；乐谱奏三遍，则歌词就分三章。歌词的每一章，从音乐与抒情表意的角度看，都应当是相对完整的自足单位。就拿160首国风来说，即以郑玄所分章句为例，其中分为三章的有91首，分为两章的有40首，分为四章的有21首，而分为五章的只有5首，分为六章的只有2首，分为八章的只有1首。显然一首乐谱，连奏三遍、两遍、四遍比较受欢迎。而连奏五遍、六遍、八遍就会使人感到厌倦。就内容而言，分为三、二、四章的都是一些篇幅短小的抒情诗；而分为五、六、八章的都是一些叙事成分较多的篇幅较长的抒情诗，如《谷风》、《氓》、《七月》等。就《关雎》所在的《周南》而言，共有11首诗，其中有9首为三章，1首为四章，所以将短篇抒情诗《关雎》分为三章是正确的，而郑玄将其分为五章是错误的。
    歌词是合乐的，因此各章之间的歌词应当是大致整齐的。就160首国风而言，其篇章结构大致分成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各章之间章句基本相同，约有103首；第二种情况是各章之间部分章句基本相同，约有26首；第三种情况是各章之间，章句基本不同，约有31首。无论哪一种情况，每一章从音乐与抒情表意的角度看都应当是相对独立、相对完整的。而且，为了便于演唱，一篇之中，每章之间的句数应当基本上是一致的。以郑玄所分章句为例，各章之间句数相同者有149首，而不同者只有11首。就周南11首诗而言，毛公将《关雎》分为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而且从音乐与抒情表意两个角度来看都不伦不类，毫无规律可循，无法演唱，特别是他所说的第三章八句诗同义反复，意思显得很不完整，其他诗篇也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而按照我们的分法，不仅三章结构完全一致，而且从音乐与抒情表意的角度看，每一章都很完整。
    既然《关雎》分为三章，每章十二句，那么为什么除第一章十二句外，第二章、第三章的首四句与末四句缺而不载以至导致后人产生误会呢？这是因为第二章、第三章的首四句与末四句与第一章完全相同，因此在抄写时就省略掉了。现代歌曲也有这种情况，如果一首歌有好几段歌词，每段歌词完全相同的部分，除第一段照录外，其余各段也是省略不载的。应当说起初这样做对《关雎》的演唱毫无影响，而当《关雎》不再演唱以后，人们忽略传抄时被省略的部分，对如何分章理解不同，如何分章便产生了歧异。
    此外，以重文符号代表重文也不乏其例，如《宋书》卷二十一《乐志三》所录魏武帝《秋胡行》（晨上散关山）等六首诗，即以“＝”代表重文，王仲荦校曰：“古人凡重字，下一字可作＝画。石鼓文凡重字皆作＝画，盖其滥觞。此篇每一字之下作＝画者，其读法犹若音乐中之复奏。如本段读法，自‘晨上散关山’至‘长恨相牵攀’前后八句，通段复一遍，又非每句或每字一复也。”在王先生看来，重文符号=画，不仅代表重字重句，而且可以表示重段，音乐上的复奏。
    《关雎》分章有误，并不是孤立的现象。人们常从脱简、错简的角度加以解释。我们认为既然章是乐曲的组成单位，从演唱的实际情况出发，对《诗经》中一些诗的分章问题加以研究，应当会有新的收获。我们以《诗经》首篇《关雎》为例，指出它的主题、作者，甚至如何分章都有从新探讨的必要，只要我们以文献学为基础，经学研究一定会大有作为。
    作者简介：徐有富，南京大学古籍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