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经学与古文献研究的关系
    赵生群
    儒家经典著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经学研究在古文献研究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中国古代所谓学问，主要是指经学。自从孔子论述六艺，其后学者传承不绝。至西汉武帝时，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奠定儒学在学术上的特殊地位，历朝历代，无不重视儒学。三礼、三传、《易》、《书》、《诗》以及与儒学经典相关的《论语》、《孟子》、《孝经》、《尔雅》都被尊之为“经”而受到人们的重视。在整个封建时代，所有文人学士，无不熟读儒家经典并从中汲取营养。可以说，儒家经典与中国传统学术的关系，犹如水之有源泉，木之有本根。与此相应，经学研究也备受历代学人关注，翻开《四库全书》，经学研究的著作真正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洋洋大观。
    以往的繁荣和辉煌，在今天很可能成为沉重的包袱。当我们在研究某些经学课题时，常常有人会问：这些问题的研究是否还有必要？或者是：前人是否已经将这些问题研究到家了？
    其实，几乎每一部经典都有一些存在争议的问题，甚至是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存在不同的看法。如，孔子与六经到底有没有关系？《春秋》是不是孔子所作？《春秋》是经还是史？《春秋》有无“微言大义”？《左传》与《春秋》有无关联？《左传》的作者是谁？《左传》是《春秋》之传，还是独立的史书？《周礼》、《仪礼》、《礼记》作于何时？《尚书》今文与古文，到底是什么关系？《公羊传》、《榖梁传》成书孰先孰后？“孔子删诗”的说法是否符合事实？
    每一个有关经学研究基本问题，不仅是历史的疑案，同时也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这是因为，只要我们仍然在继续阅读和研究这些典籍，我们就无法绕开这些问题。而且，当我们对某个问题作出选择的时候，往往牵涉到其他许多相关的问题。例如，关于《左传》的性质，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它是一部解释《春秋》的书，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它是一部独立的史学著作，而与《春秋》无关。如果认为《左传》与《春秋》无关，那么，就必然要否定《左传》中解释《春秋》的文字，如“五十凡”、“君子曰”、“书”、“书曰”、“故书曰”、“先书”、“故先书”、“后书”、“追书”、“不书”、“未书”、“不先书”、“言”、“不言”、“称”、“不称”之类，甚至认为这是出于后人伪造。这一问题，还势必要牵涉到《左传》的成书年代及其史料价值、《左传》的作者、《左传》的体例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解。《左传》隐公元年共有13条传文，而其中解释《春秋》书法凡例的，达11条之多，有的学者认为这些内容是后人增窜甚至是有意伪造。如果认为《左传》是为解释《春秋》而作，那么，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可能会完全不同。
    就总体而言，几乎所有的经典都存在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关系到这些著作基本价值的判断，这些问题，事实上不可能不影响到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整体观感和印象。
    唐、宋以后，人们对有关经典的许多问题提出了质疑，辨伪之学逐渐为人们所重视，特别是清代以后，这方面的著作数量颇多，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不少佚籍重见天日，新的文献也大量出现，这为经典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契机。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相互印证，使得原来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得以迎刃而解，人们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差异，甚至存在根本的分歧。这种状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恐怕难以改变。对于这些问题，仍然有必要进行认真的、深入的研究，否则，与此相关的许多研究，都将受到制约和影响。
    经学研究与文献学研究的关系极其密切，而每一部经典，在长时间的流传过程中，都呈现出丰富、复杂的形态，在版本、目录、校勘、辨伪、辑佚及文字、音韵、训释等方面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充分利用新的资料，对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和总结，是古文献研究中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