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唐宋社会经济和政治变迁的结果，形成了经济和政治的潜在冲突，由于政治制度梗阻而无力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窒息了经济成长的活力，使利益冲突尖锐化，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压力骤增，这种情况在王安石变法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宋代政治趋于平等的社会阶级原因是以文化和教育作为士的身份的确立标准。唐宋社会的变迁，使士由世家大族演变成一种文化精英，这些精英由那些重视保持学问传统的家族组成。这些精英虽有政治野心，但是缺乏政治权利，因此难于形成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式的排他性利益集团。由于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无法解决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问题，使宋代的士大夫群体最终向地方精英与维护地方利益的方向转化。例如，唐宋科举制度的实行，本应导致更为广泛的社会平等化，但是正如斯波义信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所说，宋代“逐渐增加的官户享有优免的特权，宗族势力赖以强盛，贫困化的一般族人则沦为隶属色彩较强的世仆。在这一土地占有制度下，世仆制宗族组织的形成便成为必然结果。如不进行有效的经济改革，便难以消除矛盾增进共同利益，并将无法避免地在政治上产生对立与纷争，从而带来社会的全面震荡，危及皇朝命运”。可见宋代注重政治平等的具体方式，如在科举制度的迅速发展，反过来又形成了对经济效率的制约。
    制度变革的重要途径，是依靠政策调整的累积而达到变革的最终完成，这一漫长的过程往往需要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并依赖社会各阶层、各集团的共识。政策累进往往仅适用于社会变革压力较小的情况，政治平等是制度变革的重要支撑点。但是，在面临严峻社会挑战与承受巨大变革压力的情况下，除非得到强大的外力支持，否则制度变革很难成功。黄仁宇认为，唐宋王朝兴衰的背后原因，是当时的官僚机构虽已相当成熟，但其行政效率并不高，经济管理能力也十分粗疏，这是因为其缺乏现代商业组织的数字化管理技能，对数字无法作精密的核算。这种农业国家的行政管理，并不遵循经济原则，所以在社会出现大的变动时，对社会资源无法进行合理的征集与分配。此论有相当的创见。但是，唐宋王朝官僚机构缺乏对社会经济部门的控制与数字化管理能力，也为这些新兴的经济领域的发展留下了回旋空间。克服制度性梗阻的根本途径应是协调政治革新与经济变革二者的关系。以政治革新而在经济领域中推动经济发展的合力的形成，以经济发展的合力而促进政治的妥协与进步，从而使二者步入良性互动的轨道。但是唐宋社会演变的结果，政治与经济的变革无法协调，政治的平等却导致国家行政与社会经济效率的降低，使唐宋的变革最终停滞，社会变迁没有出现历史性的突破。
    政治平等的理论和实践在社会制度未能出现重大变革的情况下，转化为维护君主专制主义的内化方式，而内化的专制比外部的专制更有效率。因此，唐宋之际的统治集团在政治领域的平等趋势，终于向宋元以后的君主极权高效率专制体制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