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先秦古史分期和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讨论近年以来的逐渐沉寂，关于中古社会变迁的研究却日益热闹起来。这些年海内外每年都要举行数以十计的学术讨论会，讨论唐宋变革或中古变迁问题。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中古”时代虽然迄今仍然莫衷一是，但若说中古社会的变迁，大体都会包括“汉唐”的历史走向和“唐宋”历史变革等问题。过去贺昌群、侯外庐、胡如雷等大多着眼于这个时期的土地关系、政治口号的变化。最近的讨论一般以社会变迁为论题。这里发表的几篇笔谈，切入的角度各不相同。谷川道雄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张国刚从家法伦理观念、吴丽娱从“礼”与书仪形制的关系分别讨论了汉唐历史的走向问题。王利华则试图将中古以后的宋代和中古以前的汉代做一个大跨度的对比，讨论中古文化与环境的互动。王水平从文化方面对于唐宋变革进行了概括。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提出唐宋变革问题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葭森健介结合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大背景，叙述了内藤史学受到西方文化史学影响的具体史实，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认识。由此可见，本期笔谈的一组文章，虽然不是也不可能对于“中古社会变迁”这一主题作全面探讨，但是来自中国和日本不同年龄段的诸位作者都展现了比较新的观察视角，或者试图提出一些新问题。这对于促进该课题学术讨论的深入，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汉唐“家法”观念的演变
    张国刚
    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版）曾经着力探讨道学形成的历史缘由。与20世纪30年代以来哲学史家把继韩和辟佛作为道学产生的两大背景不同，余先生试图从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实际过程中去把握道学起源的直接原因。这种研究道学的历史学取径方式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道学作为一种思想形态，在社会生活中一般被解释为儒家的纲常伦理或者说礼法文化，也被称为“礼教”。礼教贯彻在传统的家庭伦理中，就表现为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等一系列老规矩，可以称为“家规”、“家法”或者“家训”。一些名门望族都有自己的家规、家法、家训，大多是治家格言一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是礼法文化的具体化形态，是道学最现实的土壤。因此，我们讨论道学或者礼法文化的形成还有另外一个途径，那就是礼法文化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为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自觉或者消极地接受的？儒家伦理从经典文本到世俗伦理规范必然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汉代关于儒家经典的专门学问，各位经师都有自己的学术个性和传统，号为“家法”，为什么这个家法在中古时代（魏晋隋唐）变成了家庭伦理规范呢？我的基本预设是，汉唐时代儒家伦理经历了一个逐渐从经典文本到士族的礼仪名教、再到社会规范的发展过程，家法也经历了从儒学世家的传统学问到士族门阀的礼教、进而融化到士庶之家的家规家训之中的发展过程。第一阶段，儒家经典礼教是国家提倡的学问；第二阶段，儒家礼乐文化是士族门阀的行为准则；第三阶段，礼仪文化向社会普及，成为士庶之家效法的规范。礼仪文化完成了从国家→门阀（贵族）→士庶（全社会）的发展和普及的过程。于是，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根据的礼教，成为家法族规的核心价值，也是北宋道学形成的重要土壤。
    一汉代推广儒家经书的章句之学：这种学问的传承被称为“家法”
    董仲舒上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书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汉代立五经博士以传授儒经，其后发展到十三四家，讲习传授经典章句之学，各有家法。这个“家法”其实就是对于经书的字句和内容的解释传统。
    《后汉书》卷四十四《徐防传》说：“汉承乱秦，经典废绝，本文略存，或无章句。收拾缺遗，建立明经，博征儒术，开置太学。孔圣既远，微旨将绝，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设甲乙之科，以勉劝学者，所以示人好恶，改敝就善者也。”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强调各家博士学习儒家经典的意义不仅是“以勉劝学”，而且要“示人好恶，改敝就善”。因此，对于儒家经典的解释被严格限制在“家法”的范围之内：“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净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孔子称‘述雨不作’，又曰‘吾犹及史之阙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阙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浸以成俗，诚非诏书实选本意。”这里强调各位儒学研习者应该谨守“家法”，不可在解释儒经时穿凿附会。统治者要求严格遵循儒家经书的章句之学的目的在于：一方面是因为客观上“典文残落”（《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要恢复可信的文本，必须讲求章句之学；另一方面，则是企图通过严格的“咬文嚼字”，要求对于儒家经典的学习不得学走了样，从而增添经典的神圣色彩。
    汉代把儒家经书列为官学，不仅仅是一个学术事业，而且是意识形态上的重大举措。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提出“循三纲五纪”。《白虎通议》又发展成六纪：“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序，朋友有旧。”董仲舒还提出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统治者选定以儒家礼仪作为国家政治和典礼设计的基本标准，而儒家伦理也就被奉为家庭与社会的道德教科书。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和“三纲五常”理论，就是为了论证儒家伦理的天然合法性以及它向全社会推广的必要性而设计的政治社会蓝图。如果说先秦时期儒家伦理还只是存在于思想家的论说中，先秦的伦理思想还比较粗简，那么汉代的发展就是进一步把它提高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但是，离实践层面还是很有距离的。“举孝廉，父别居”（《抱朴子·审举》，《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1986年版），这就表明国家提倡的“孝廉”仍然处在提倡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