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宋文化面貌局部更新的时代背景
    唐宋时期文化面貌发生局部更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主要是由于唐宋之际所发生的社会巨变所造成的。唐宋时期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从前期步入后期的重要转折阶段，从中唐开始，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自然、社会、历史等综合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唐宋社会面貌因此也发生了很大的改观，从而引发了文化领域内的局部更新。
    关于唐宋之际的社会巨变，学术界多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所发生的新变化去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从中唐开始，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地主土地所有制排挤了均田制，两税法代替了租庸调，这标志着中国封建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到北宋建立以后，统治者采取了“不抑兼并”和“田制不立”的政策，更是促进了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而“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是决定当时社会面貌的主要因素”（胡如雷：《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第33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从政治、军事格局上而言，安史之乱以后，强盛的大一统的封建国家遭到了严重破坏，形成了藩镇割据和军人跋扈的残破局面，北宋建立以后，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但从实际意义上来讲，北宋始终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统一，无法重现汉、唐盛世时期的规模；而且北宋初年所进行的政治、军事方面的改革，尽管结束了军人当政、骄横跋扈的局面，建立了以文人为主体的文官制度，但却形成了“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造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积贫积弱局面。这种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的新变化成为唐宋文化面貌发生局部更新的时代土壤。
    另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唐宋时期所处的历史地理环境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这对于唐宋时期文化面貌的变迁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从疆域上来说，唐代是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尤其是唐前期疆域辽阔，其势力极盛时超过西汉，东至朝鲜半岛，西至中亚细亚，北至西伯利亚，南至印度支那。而北宋的统一只是相对的，仅仅统一了中原和南方地区，另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政权与之并立，其中主要是契丹族建立的辽和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北宋的疆域面积大大缩小，不及汉、唐盛时之一半，甚至还比不上秦始皇统一中国时的疆域辽阔。到南宋时，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入主中原，南宋只好偏安江南。这种变化对唐宋文化面貌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空前辽阔的疆域和强盛的大一统帝国为唐人提供了壮阔的历史舞台，使他们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时代豪迈感，激发了他们进行文化创造的活力。而宋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经世思想也与这一时期历史地理环境的变迁和农耕民族所受到的长期困扰不无关系。
    第二，从交通上来说，唐代除了有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外，还有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唐蕃古道和茶马古道等。由于对外交流孔道的空前畅通，唐文化以一种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融合和吸收了国内外各地域和各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经过一番消化、改造和淘汰的过程，抉取了其中的有机成分，锻铸成了一种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开放型文化。宋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的新变化，对外交流的主要孔道也发生了重要的变迁，中原王朝与西域进行联系的丝绸之路被阻塞，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兴起并迅速发展，最终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这种变化对唐宋文化面貌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宋以后由于对外交流孔道的单一，加之农耕民族视航海为险途的狭隘认识，使得宋代以后逐渐形成一种相对封闭、内敛的文化机制。
    第三，从民族上来说，唐代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唐皇室以胡汉混杂的血统奄有天下，不仅受容和化解了南北朝以来的各“胡”族，而且彻底打败了北方和西北方的强邻突厥，有效地实施了对西域和漠北的控制与管理，雄踞雪域高原的吐蕃与唐结成“甥舅之好”，南诏、回纥、渤海等少数民族政权则与唐保持了友好关系，形成了各民族“和同为一家”的盛大态势。唐王朝还以博大的胸怀和多样化的怀柔羁縻手段，使各民族纷纷归附，唐天子不仅是汉人的皇帝，而且被“诸蕃君长”尊为“天可汗”，成为各族的共主。各民族融合和交流的趋势大大增强，从而形成各民族共同创造唐文化的局面。宋代则长期受到契丹、党项、女真以及蒙古诸族的困扰，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与对垒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异常地尖锐、激烈，由此产生了宋人浓重的忧患意识并渗透到宋文化的各个层面。
    第四，从人口上来说，唐代人口极盛时有六七千万，而宋代人口极盛时已突破1亿。考虑到宋代的疆域面积要远远小于盛唐，那么这个人口数字的增加则是非常惊人的。在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是和人力的投入成正比的，宋代与唐代相比，在疆域面积大大缩小、人口却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意味着宋代拥有远远超过唐代的庞大的劳动生产力，这就使得宋代在单位面积产量的人力投入上大大超过唐代，这也是宋代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超过唐代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知道，文化的繁荣得益于经济的发展，宋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古文化全面成熟、大放异彩的重要时期，是和宋代经济发展水平的空前提高分不开的。另外，随着唐中期以来南方经济的发展和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两宋时期南方人口大大超过北方，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此引起了全国学术文化中心的南移。
    第五，从气候上来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气候温暖期，而两宋则为气候寒冷期。气候的变迁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发展往往产生巨大的影响，气候的和暖，使无霜期延长，非常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与发育，同时也使农耕分界线发生明显的北移，反之亦然。有的学者指出：“气候的干湿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极大，一般说来，气温每降低1℃，亚热带北界位置也随着向南推移一个纬度左右，适宜于农作物生长的北界位置也随着南移。”（余同元：《中国历史上气候变迁的时空差异性及其影响》，《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有人甚至得出结论：“气候温暖时期，中国北方游牧政权与中原农耕世界和平共处；气候寒冷时期，游牧民族南迁，中原王朝不稳，二者对峙，甚至建立了‘牧者王朝’”，隋唐时期，由于气候和暖，致使“隋唐时代为北方游牧民族南进的间歇期”。（王会昌：《2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地理科学》1996年第3期）唐代的农耕区域也在西汉时期的基础上大大往北推移，出现了相当广大的半农半牧地区，这些地区的变迁对王朝的盛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史念海：《隋唐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250～27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而两宋时期，随着气候的转冷，农耕区域往南大大推移，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也日益剧烈，北方游牧民族大举南进，压迫农耕民族纷纷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
    此外，一些局部地区地理环境的变化也对唐宋文化的变迁产生过较大影响。隋唐以前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地区，两宋以后迁移到南方的长江流域地区，这和北方黄河流域地区的破坏有很大的关系。比如黄河的泛滥一直是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但唐代黄河处于安流期内，虽然也有河患，但大多限于较小的地区，并没有形成较大的影响，这样才使其南北两侧的地区能更多地发挥它们的富庶效益。所以，唐代尤其是唐前期，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地区。到五代和两宋时期，黄河频繁泛滥，传统的北方黄河流域经济富庶区遭受了极大的破坏，由此引发了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全面南移。可见历史地理环境的变迁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
    总之，中国封建社会在唐宋之际发生了一系列明显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除了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历史地理环境等综合条件所发生的变化外，唐宋之际的文化面貌也发生了重大变迁。但是这些变化只是封建社会内部文化面貌上的局部更新，还难以称得上是文化类型与文化模式上的根本转变。因为从社会性质上看，唐、宋同处于中古封建社会，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所以不可能像近现代社会那样发生文化本质和文化类型上的根本转变。即使如此，唐宋文化面貌的局部更新仍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伴随着中古封建社会的转折而表现出来，构成唐宋时代社会变迁的重要方面。
    作者简介：王永平，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