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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社会变迁”笔谈(之一)(9)

http://www.newdu.com 2017-08-27 《史学月刊》 张国刚 谷川道雄 参加讨论

文化与环境互动作用下的中古经济与地理变迁
    王利华
    若想公允地评估中古时代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位置和意义,我们的视野就不应局限于魏晋南北朝或者隋唐五代,而是应该尽量地“瞻前顾后”。如果将中古以后的宋代和中古以前的汉代做一个大跨度的对比,我们可以直观地发现:两者在地理格局、经济面貌、社会结构、典章制度、宗教哲学乃至民族气质等方面,都有非常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乃是中古历史变迁的结果。如果站在更高的层面加以观察,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古历史变迁并不是一个完全由社会自行决定的过程,不仅仅是社会内部一些现象衍生或者替代另一些现象,诸多生态环境因素亦曾参与其中,甚至发挥了重要的促发和驱动作用。因此,从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来认识中古历史变迁,也是十分必要的。以下仅对中古主要经济领域的重要变动以及连带的社会地理格局的变化略陈浅见。
    一经济领域的主要变动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尽管一个时代的历史变迁并不总是最凸显于经济方面,但经济变动无疑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与汉代相比,中古时代的经济发生了哪些显著变化?如何认识这些变化?我们还应将南北的情况分开来说。
    先说北方。
    两汉时期,中国基本经济区域在北方的黄河中下游,经济主体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旱作农业生产。在中古时代,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旱作农业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动摇,但是农牧经济的比重、畜牧业和种植业的内部构成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仅是社会性因素所致,而是具有不可忽视的生态动因。
    中古时期,畜牧业在整个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曾有明显上升,畜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在:畜牧区域曾向内地显著扩张,大型国营和私营畜牧业一度相当繁荣,农耕地区家庭饲养规模也有所扩大,羊取代猪成为主要肉畜。但经过一段上升和繁荣之后,畜牧业复转衰退。上述这些变动,直接地说,既与游牧民族的内迁有关,亦与人口密度的升降有关;间接地说,则与气候的寒暖变化关系密切;而这三个方面又是互相联系的。
    自东汉后期开始,气候逐渐向寒冷转变,驱迫游牧民族逐渐向南迁移,因为气候转冷不仅导致草原地区单位面积的牧草生产量下降,从而影响到载畜量和畜产品;而且寒冷期的酷寒事件比较频繁,导致牧群大量死亡,牧民因生计日蹙不得不南徙,以寻求比较温暖的生存空间。其时,恰逢中原社会严重骚乱,边疆防卫体系崩溃,“五胡”乘虚大举内犯,引发了长期的民族对抗与杀戮,导致中原地区农业萧条、人口下降、土地荒芜,而这恰恰又给畜牧业的扩张提供了空间条件。然而,随着气候渐转温暖,民族融合加强,社会秩序重建,人口逐渐恢复,北魏中期以后,农业生产逐渐复苏,延及隋唐时期,乃取得了新的增长和发展,畜牧业则重新向北退却。总之,这个时期北方畜牧业的变动和农牧经济的消长,是在一系列文化和环境因素互动作用下,农耕与畜牧这两种具有不同生态适应性和能量生产效率的经济生产方式不断竞争的结果,并与所谓的“胡化”和“汉化”过程互为表里,不能仅仅理解为一种社会性的变动。
    种植业的结构性变化也很显著,其中以麦作发展及其经济地位上升的意义最为深远。在先秦时代,麦子虽已位列“五谷”之一,但却不是最重要的粮食,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北方人民是以粟米为主粮,唐初“租庸调制”关于民户输租的规定,仍以纳粟为正,包括麦类在内的其他粮食作物则为“杂种”。然而,自汉代有了旋转石磨,磨面制粉做“饼”(汉唐时代对各类面制食品的统称)逐渐流行起来,至中古时代,各类花色的“饼”逐渐成为北方人的主食,麦类生产也因而逐渐扩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地方已将麦收称为“麦秋”,与秋收(即获粟)相并提;至晚在唐代后期,小麦已经取得与粟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可从“两税法”夏、秋税额的比重中清楚地看出。至宋代以后,小麦更逐渐地完全取代了粟的地位,至今仍为北方地区的主粮作物,“北人食面”于是成为千年不易的习惯。
    仔细分析起来,麦作的发展,除制粉、做饼技术的影响之外,亦与生态环境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由于早期北方是平原地区,沼泽湿地广袤,且多“舄卤”或“盐卤”之地,而低湿土地并不适宜种粟,因此北方以种粟为主的旱作农业是在地势较为高亢的地方首先发展起来的,后来由于人口不断增长才不断向低湿地区推进,早期北方平原农业生产的主要难题并非干旱缺水,而是如何解决水渍和盐碱问题。
    相对来说,小麦在生长期的需水量比粟大,一般为粟类作物的两倍,比较适合在低平地区种植,这一点北方农民早就熟知。农耕区域向低平地区推进,也就促进了小麦生产的发展。可以相信:汉代以后小麦生产的逐步发展,与华北平原的经济开发关系密切。
    汉唐时期,北方水稻生产的规模曾一度相当可观,西起关中,东至海滨,北起燕山之南,南至淮河沿岸,均曾有过大面积的水稻种植。在不少地区,水稻种植是与“斥卤之地”的改造和利用相联系的,因为水稻是一种需水量大但较耐盐碱的作物。我们注意到:唐代以前,北方农田水利建设多与引水种稻有关,而种稻地区多为沮洳盐碱之地。但是,随着水资源的渐趋短缺,一些地区的水稻生产也逐步让位给了小麦种植,这种情况较早发生在关中地区。唐朝曾经力图控制水源以维持关中的水稻生产,但至晚唐时期最终放弃了这种努力。宋代以后,华北平原各地也先后经历了相似的替代过程。
    考察古代北方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变化,有一个环境因素最不容被忽视,这就是黄河。因为自西汉以后,黄河对于这个地区的经济起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如史念海、谭其骧及其他几位学者的论著所示,中古时代,黄河在汉代经历了第一个多灾期之后,出现了一个相当长的“安流”时期,决溢泛滥次数少且祸患轻。这种情况的发生,与东汉以后、魏晋北朝时期黄土高原的人口变化和农牧消长有关,而其结果则为北魏之后直至隋唐时期北方经济的持续恢复并臻于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十分重要的环境条件。如果中古时期的黄河在西汉那种经常决溢、洪水肆虐动辄数十年的状况下继续恶化,唐代北方特别是华北平原的经济繁盛是不可想像的。
    以下再说南方。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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