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史德”，推而广之，就是谈如何树立或维护健康的学术道德。眼下倡廉之声洋洋乎盈耳，这里因为在某些当权者那里，廉洁失落得太多了；今天大家呼唤“史德”，也是由于如今史德、学术道德之败坏已到了十分骇人的程度。
    “物”的压迫、金钱的诱惑，对学术道德的消解固然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长期以来极左思想的重压和禁锢，对健康的学术道德所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也应给予充分的估价。经济上的负面作用于今为烈，世人有目共睹，而极左政治的长期影响，则似乎使人“如入鲍包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从这个角度看，极左政治对学术道德的破坏性影响更值得引起我们的反省和警惕。
    近读《顾颉刚年谱》，在1952年7月至9月条下，辑录了顾先生致友人祝瑞开的一封信，信云：“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与，而皆未真有所会悟。所以然者，每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刚以前作《〈古史辨〉自序》，是任北大助教六年，慢慢读、慢慢想而得到的。因为有些内容，所以发生了廿余年的影响。今马列主义之精深博大，超过我《古史辨》工作何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刚之愚，实不知其可。……若不经渐悟之阶段而要人顿悟，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实欺人之语耳”。读此信，令人感慨系之。顾先生做了一辈子学问，做学问的基本道德准则是要坚持独立思考，实事求是，所以无论说话、作文，顾先生都要求自己“真有所会悟”。可是，政治运动的游戏规则与学术研究的游戏规则全然不同，前者要求你跟得紧、跟得快、随风转，你若要“真有所会悟”才肯开口，才能下笔，那可就真是书呆子一个，“迂”到家了。
    学术研究提倡“和而不同”，政治运动则要求“整齐划一”；学术研究允许“谐而生”，政治运动则偏要人“一而守”。政治运动游戏规则对学术研究游戏规则长期挤压、侵凌的结果，便是学术道德的全面沦丧。学人中卖身求荣者有之，媚世谄上者有之，见风使舵者有之，唯唯喏喏者有之，不少人以退避、沉默求保全人格的完整，而更多人则连沉默的权利也没有，被迫作违心之论。极左政治使知识分子的心灵普遍卑琐化。在那种严酷的现实环境中，谈“德”不是有点太奢侈了吗？
    中国史家固然有秉笔直书的传统。春秋时，齐国大夫崔杼弑其君，齐史臣以秉笔直书而被杀。其弟承袭史官位，续书，又被杀。三弟再续书，还被杀，四弟也不怕杀头，仍续书。崔杼看杀不完，只得作罢。有一在野史臣闻此事赶来，在四弟出门时对他说：“你要是被杀，我来写！”这是何等壮烈！但是，中国历史上更起支配作用的恐怕还是唯政治权威之命是从的“史官文化”。这种“史官文化”传统以政治权力为无上权威，令文化从属于政治。在这种传统下，知识分子没有独立人格，知识分子的良心和道德也难以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说真话便会付出血的代价。
    健康的学术道德需要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我们应记取历史教训，给顾颉刚们以“真有所会悟”而后言的权力，如此，我们才有谈史德、谈学术道德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