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史家对自身社会责任及其工作的社会价值有一种神圣的观念。与此同时，社会亦对历史学家的职业道德，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如唐代学者刘知几所言：“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
    “秉笔直书”是史家之大德。这个观念在今天中国的学术界仍据统治地位。众多的历史学家都表示，必须忠实、客观地记叙和解释历史，探求历史真理，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任何与上述原则相违背的史学著作或历史学家，都被斥之为有悖史德。
    19世纪末，中国人对史学研究对象和史德标准的看法亦为西方历史学家所认可。近代欧洲史学界最有成就、影响最为广泛的兰克学派创始人利奥波德·冯·兰克，提出了“如实直书”的原则，精辟地概括了这一学派对史学与史德标准的看法。这一原则曾被欧美史学家们视为不可背离的金科玉律。
    历史学家的职责果真只是“如实直书”吗？他们真的能做到“如实直书”吗？20世纪初，西方史学界出现相对主义史学，一批史学家对这些问题提出质疑，向传统史学观念和史德标准发出挑战，其代表人物美国学者贝克尔，意大利学者克罗齐和英国学者柯林伍德。早在1910年，贝克就提出了“在历史学家创造历史事实之前，历史事实对于任何历史学家而言都是不存在的”。克罗齐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伍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由此可见，相对主义史学否认历史事实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否认它们是历史学的基础，而把解释、历史思想、先验的历史想象看作是历史学研究的主体和基础。
    相对主义史学也否认传统史学所强调的历史真理的客观性独立于认识主体之外的原则。柯林伍德认为，历史真理的标准不存在认识主体之外，而是存在认识主体内部，存在于历史学家的主观认识之中。克罗齐则说：“我们的历史是我们心灵的历史，而人类心灵的历史是世界的历史”。因而，他们认为，所谓历史真理并不是客观的、绝对的、普遍的，而是主观的和相对的。
    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迅猛，新兴学派五花八门，影响较大的有法国年鉴学派、英国的社会史学派、美国的新政治学派。尽管这些学派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上各异，但是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相对主义史学影响，力图摆脱传统的“史学”记叙束缚，注重历史现象的多样性，注重历史学家在认识历史过程中的主观理解力。在这些学派的共同努力下，今天的西方史学正进行着一场深刻的革命，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所说：“现在，我们充斥着一种不稳定的感情，因为我们感到将跨入一个新时代的门槛。在这个时代面前，以往的经验根本不成其为可靠的指南。”
    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已经动摇了“如实直书”和“揭示历史真理为宗旨”的传统史学和传统史德标准的基础。然而，现代历史学究竟应该向何处发展？现代史学的道德标准应如何规范？这些问题远未解决，它们将留待未来作解答。
    不过，当人们关注中国史学与国际接轨问题时，考察一下现代西方史学发展的轨迹，是否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如果继续以传统史德为规范，抱残守缺，坚持一成不变的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那么，中国史学就不可能有所发展、有所进步。我们必须顺应世界史学发展的潮流，重新确立历史学家的社会职责和道德规范，将史学发展与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相结合，与人文科学其他学科相结合，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探索新的研究方法，才能振兴中国史学。我想，这才是我们每一位史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和史德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