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曾经指出：“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列宁选集》第2卷，第441页）“开放性”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这不仅对马克思主义是如此，对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学同样也应如此。
    历史研究，与其他学术研究一样，是一个知识不断积累丰富的过程，是一个继承创新的过程。这里的积累、继承不能只局限于本国。世界各地历史研究领域的新发展、新成果，我们都应努力地去了解，去熟悉，去批判地吸收。这样才不致使我们脱离世界文明发展大道，才能在吸收和改造国际史学发展新成果的基础上，使我们的研究摆脱狭隘的视野和封闭性的思维，在质量上有新的提高。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使历史学彻底脱离长期的封闭隔绝状态，回到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这无疑是一场意义十分深远的变革。这标志着我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后十多年的历史足以证明，我国历史学的各个领域正是在这个阶段发展得最快，成果最多，成绩最显著。这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打破封闭、对外开放、与国际间学术交流的发展和信息的沟通，无疑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对世界史研究来说，这点尤为明显。研究外国史，不了解国外的研究状况，不掌握有关的资料，不能去对象国考察，关起门来是很难进行研究的。就是对中国史来说，虽然总体水平任何一个外国很难超过，但同样需要吸取、借鉴、参考国外史学发展中一切有用的知识、方法和手段，同样需要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在当今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这种需要显得尤为迫切。因为任何一种学术研究在整个世界日益联成一体的情况下，如果依旧固守自己的一个角落，自得自足，闭目塞听，纵然也能作出成果，取得一定成就，但无论如何是难有大的作为的。
    在改革开放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对国外的史学发展十分隔阂，而且往往采取一种简单片面的排斥和否定的态度。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变。我国史学界不仅在与国际史学界的接触交流方面，在介绍国外史学发展、翻译出版外国史学著作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且能用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研究、评价外国的史学，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成就的获得是有目共睹的，无需赘言。
    不过也应看到，在这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偏差。在长期的封闭之后，国门一旦打开，国外的种种思潮蜂涌而入，泥沙俱下，良莠混杂，必要的研究评析工作一时跟不上，由此出现了生吞活剥、消化不良的现象。如果说一般的消化不良还在所难免的话，那末在此基础上生发出的脱离我国实际、忽视我国悠久传统、盲目信从外国、一味追求新奇、生搬硬套的不良倾向就很值得警惕了。因为这种倾向往往会与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怀疑、贬低和否定联系在一起。
    这种盲目信从外国的倾向，从表面上看，似乎与改革开放以前的简单排斥的倾向截然相反，各执一端。实际上，无论从思想方法上看，还是从态度立场上看，两者是一致的。两者都是主观主义片面性和脱离实际的简单化的产物，只不过是表现形式相反罢了。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那种固步自封、盲目自满的情绪和现象也是远没有完全消失。多年在封闭隔绝的状态下养成的思维方式、习惯看法，具有相当强的顽固性，很难在短期内改变。例如，片面地把继承本国优秀传统和吸收国外有用的知识对立起来，看不到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或者简单地认为，国外的学术中，除了具体事实材料和个别方法外没有什么可吸收的，等等。
    上述这些问题，不论是消化不良、盲目信从，还是固步自封，在一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都没有理解不脱离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真正含义，都没有懂得作为整体的学术研究如何才能不断获得发展。所谓世界文明发展大道，主要是指人类社会和人类智慧所建树的一切成果的综合。它是由处于不同社会、不同国家的人们共同创造的，是不断发展丰富的整体。在世界联系日益密切，尤其在当前世界已联成一体的信息时代，它的整体性格外明显。在今天可以说，任何国家如果脱离世界文明发展大道，它就无法汇入人类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大潮，无法跟上世界文明达到的水平，无法利用人类智慧创造的先进成果，那就必然会落后，甚至被淘汰。任何国家要发展本国的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都应该进入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这并不要求放弃本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
    对于历史学来说，不脱离世界文明发展大道，更是从严格的科学的意义上，或者说学术研究的意义上说的。正如前面强调的，任何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都不可能是关起门来进行的，都必须努力吸取人类已经创造的学术成果，尤其是本学科的成果。这里至少包含这样几层意思。首先，构成人类学术成果的，或者进入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本身应该是经过认真研究的严肃的有某种价值的包括理论、思想、经验研究在内的各类成果。其次，凡是这类研究成果，包括有影响的严肃的理论在内，尽管它会存在种种缺陷和错误，但一般说来总会含有某种合理的内核，总会有或大或小的对过去来说是新的东西。即使是一种理论的结论是错误的，方法和材料也没有多少新颖之处，但它可能提出的问题是新的，或者提问题、解答问题的方式可以给人以某种启迪。第三，因而，我们必须以谨慎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各种严肃的或有影响的理论和其他研究成果，不能看到其中的某些错误，就简单地扣上帽子一棍子打死。这方面的缺点我们过去是存在的，现在也还要注意。
    由上所述，可见，所谓回到世界文明发展大道，并不是简单地满足于形式上的国际学术交流，也不是不求甚解地从国外搬来一些观点、结论、方法，生搬硬套地拈来就用，而是要汇入国际学术发展的大环境，站在世界学术发展的全局和高度，以宽广的胸怀，刻苦的精神，认真研究国际学术的发展，通过沙里淘金的艰苦努力，剥取其中的合理内核，从而吸收一切有益的养分，加以消化，发展我国的学术研究事业。
    这种沙里淘金、剥取内核、吸收消化的工作，就是一种分析批判的工作。因此，对国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必须分析批判，这是不言自喻的，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不仅是为了分清良莠，即使是对于好的有益的东西，同样需要分析批判。唯有这样才能去芜取菁，真正地消化吸收。只是这里所说的批判绝不是过去极左思潮时期那种简单的大批判。那种大批判只是形式上的打倒，毫无科学性可言。可以说，真正的学术研究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分析批判过程，就是在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广采博收，继承创新的过程。在这方面，马克思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列宁指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列宁选集》第4卷第347页）。一方面，马克思对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都加以注视，“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另一方面，他又对这一切加以探讨、批判，并在实践中检验。马克思的榜样清楚地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去做。
    总起来说，我国的历史学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应该更好地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应该努力学习马克思的榜样，在世界文明发展大道上奋勇前进。具体说来，我国的历史学需要更多地了解国外史学发展的状况，需要更多地与国际史学界交流，需要加强对国外史学的研究，更多地吸收一切有用的知识，借鉴一切有益的成果。
    在这过程中，我们应特别注意以下三点。第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而不是过去曾经有过的那种教条式的简单裁决。必须注意不要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具体结论，不要用马克思主义去代替历史学本身的具体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任何教条化、简单化、僵化的做法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伤害。
    第二，必须下苦功夫，刻苦钻研。要做到沙里淘金，剥取合理内核，要博采众长，吸收人类智慧建树的一切有益成果，没有锲而不舍的精神，没有日积月累的长年积累，没有闯“地狱之门”的勇气，肯定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学习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地上踏出鞋印的精神，像他那样在攀登科学高峰的崎岖小道上攀缘前进。没有这种精神，回到世界文明大道，只能是空谈。
    第三，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吸收外国一切有用的知识，目的是为了发展我们自己；对历史学来说，就是为了发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不仅不与回到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相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