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审视历史研究对政策之形成的贡献，但无意重启关于因政治目的而使历史工具化的辩论，也并不主张为政治或政策备择方案提供信息是历史研究的唯一或主要功能，而只是申言历史在政策制订过程中有一项重大任务必须承担。事实是，历史作为一种政策工具的功能并不新鲜。直到18世纪为止，历史一贯被认为给社会应当怎样运转提供了模型，甚至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早期，实证主义史家仍然认定历史的目的具有一种“突出的实用性”，申言它是“行动和权势的工具，用以制造未来”（巴勒克拉夫，1991年）。但是，从本世纪后半期起，科学知识愈来愈占优势，科学的概念和方法既运用于其他学术研究领域，又运用于公共计划，从而导致政策的制订采取了一种技术治国的、非历史的途径，因此在为解决当前问题而制订政策时往往忽略人类的全部历史经验。
    我并不以为历史资源富有现成的模型，可以一成不变地搬到当代条件下来应用，但有一点却也是真实的：在社会的各个层次上，人们无不广泛运用过去来了解现实。确实，过去形成了个人、机构和民族据以理解各自面临问题的参照框架，根据对过去的知识亦即历史经验来权衡取舍，为自己的决定辩护（霍布斯鲍姆，1997年）。例如雅科夫·维茨伯格（1986年）便曾表明，外事领域的决策人在判断局势、决定并说明何以采取某种战略来应对之时，总是立即诉诸他们自己的历史知识。尽管事实如此，但人们却仍然极少研究受过专业训练、以探索往昔为本职的历史学者对决策过程能有什么贡献。
    本文所拟探讨的正是：历史学者对公共政策的形成和制订，曾经有过以及正在作出的贡献。阿普尔比、亨特和雅各布（1994年）曾申言：“史家最擅长者是与往昔建立联系，以求明察当代的问题和未来的趋势。”事实表明，史家的专业知识和分析技巧，能为政策制订人员勾画历史的演变，加深他们对现时问题的了解；因为这就把现时问题置于更广泛的时间纬度之中，与往昔的情景相比较，扩大了思考备择方案的范围，切实估价昔日政策的真正效果，并且根据以往的经验为今后可能发生的令人关心的问题预先提出建议。
    更好地了解历史学术与政策制订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对决策人员有益。当前的许多研究课题，其经费拨款规章中无不提出一项标准：须与现实“相关”（史密斯和拉森，1989年）。英国经济及社会研究理事会便规定，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探讨具有战略意义而于国家为重要的、与现时有关的科学问题”，强调研究规划须和潜在的用户建立联系。因此，历史学术界之深入探讨本学科能为公众和政府最为关切的问题做些什么，对他们本身也是有益的。
    历史与民族的记忆
    人们公认，现代国家之建立其民主的合法性，所依靠的是公民觉悟的政治形式而非传统的等级制度；它们应用历史而建构一种共同的往昔形象以形成民族认同感，增进群体的亲和力而达到团结的目的（努瓦里埃尔，1985年；阿居隆，1987年；里乌，1987年；阿普尔比，亨特和雅各布，1994年；霍布斯鲍姆，1997年）。正如霍布斯鲍姆和兰杰（1983年，第13页）解释的那样：
    所有的历史学者，无论此外还有什么目的，无不致力于这一过程[确切辨识历史，它于是成为民族的知识或意识形态库藏的一个部分]；无论是否自觉，他们总是在为创造、拆毁和重构往昔的形象做贡献；而这种形象并不仅仅是专业学术研究的对象，而也属于公众领域，因为人是一种政治的存在。
    由于这个原因，史家的专业知识便与政策制订紧密相联；它从现在和未来着眼，就如何陈述往昔作出界定，从而建立或保障着集体的记忆。
    史家的专门知识首先应用于保护历史的遗迹，例如，地方、国家和国际层次的文物古迹保护工作就需要有史学家、艺术史家和考古学者的知识投入；量的方面，需要开列文物古迹的清单；质的方面，需要准确评定一件件文物、一个个古迹遗址的罕见程度和潜在价值，作为合理的保护政策的依据。同样地，负责保存使用文献遗产的机构，无不系统征求史家的意见以规定选择文献加以保藏的标准。在欧洲，新近有大量档案资料回归所属国家；这些档案资料从二次大战时起就藏存于苏联的档案馆，最终被一位美国的史家发现。接着是一场又一场的辩论：它们属谁所有？哪些应当挑选出来物归原主，交由本国的档案馆保存？这件事突出表明了历史学者的判断对于制订档案政策的重要性（克尔，1995年）。史家也应运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以判断现时和今后的可能需要，就文献机关提出的资料决定往昔的形象，从而对社会作出贡献。
    就这些案例而言，人们认识到史家的研究成果或专业意见对政策制定起了直接的作用，因为决策人确实需要信息，自觉到“知识有缺口”（魏斯，1986年）。卡洛尔·魏斯（1991年）于此有一个提法，称之为研究工作的“数据”功能--将文献研究或实地考察、或是有见识的分析所获得的实证数据提供给决策人，帮助作出决定。
    倘如让·里乌指出（1987年，第204页）的那样， 确认集体的记忆确实便是“历史的第一项任务”--即史家们“帮助说明深深埋藏在民族的心脏之中的传统遗产和认同”时之所为--那么，当历史的分析涉及民族的往昔，而这往昔本身便是在公共辩论中引发的某个问题的根源之所在，则当此之际，史家的工作就很有可能对政策制订产生直接的影响。我们不妨举一个普遍见于所有民族的例子：如何有选择地纪念过去的事件--法定纪念日选择的根据，往往便是历史研究的结果。就此，法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它那场大革命为现代的民族国家提供的认知模型，至今仍然是培育和衡量公民良知的规范。1989年庆祝法国大革命200周年，曾经成立“二百年历史研究全国委员会”。 历史学界曾经多次讨论，争辩纪念这一复杂的历史现象的含义及其包含的种种因素，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条件下所起的作用（《争论》，1987年）。尽管这一场又一场争论并没有导致什么新的研究成果（里乌，1987年），却足以突出表明历史研究所作出的解释如何使人们增长见识，影响政策取向，确立往昔事件的正式版本而纳入民族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