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就民族记忆所进行的历史研究，更加直接的政策反应，见之于德国和法国政府针对修订主义或者说否定主义（revisionist or negationist）史家的论说而采取的立法措施。1984年德国刑法第130条规定，禁止公开发表违背宗教或种族宽容的观念；而法国于1990年通过的“盖索法”（“Loi Gayssot ”）则判定对“反人类罪行”--即纽伦堡和东京两处军事法庭所界定者--的任何否定为刑事犯罪；这些都证明公众和政府双方如何关心和保护集体的记忆，不许伪造历史，不许曲解历史，不让集体的记忆遭到损害（注： Despitegeneralagreement amongst historians that the revisionist positionlacks credibility due to its highly unscientific useofevidence,and disquiet at the ide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claims made by negationists,the passage of the Gayssot lawnonetheless encountered considerable opposition in bothacademic and political circles for its perceived infringementof the liberty of free expression already protected by Frenchlaw（Faurisson. Robert（1990），' Contre le revisionnismehistorique:La loi Fabius aliasGayssot',Revue d' HistoireRévisionniste, no.2,aoüt-oct 1990）。Even so, the FrenchMinistry of War Veterans has a service devoted to ' vigilanceand memory'for whom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memory includes monitoring historical work undertaken on the subject of contemporary conflicts.）。
    对修订主义历史作出的政治和法律的反应确切表明，在如何对待民族的记忆这个问题上，必须严格区分合乎理性、以史实为根据的历史分析，以及为当代某种政治主张服务的历史辩说。显然，对历史的讨论一旦归结于政治上的正统，便会制造出某种“官方的”历史，其基础很可能是对史实的故意隐瞒或歪曲。历史于是不再是政策备择方案的源泉，倒成了政治选择的结果。早在1882年法国史家厄讷·雷曩就曾提醒人们注意，以有选择的眼光来看待过去，这种办法曾被用来建造集体的记忆。他指出：“遗忘--我甚至要说还有历史记录上的错误，乃是民族创建中一个根本的因素。”由于这个原因，有人声称，无论政治家们多么讨厌，史家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指出民族集体记忆中的曲说和不说，从而对之提出质疑。事实是，随着对民族和个人权利的觉悟的增长，导致“普世化”的民族团结话语遭到怀疑，于是这种质疑也就在20世纪后半期特别地广为流传。由此而来的对历史的重新解释--它更加重视任何一个民族内部在经历和价值观方面的多样性--已经对各个层次的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史家挑战业已得到接受的民族历史，其中影响特别大的一个领域是教育。所有现代国家的政府均十分重视在各自的全国教育系统中讲授历史，史家因此负有一种社会的责任，要向公众和有关部门说明对现行历史教育政策的看法。阿普尔比、 亨特和雅各布在《就历史说真话》（1994年）一书中，追踪美国历史学的发展过程，其间的高潮是发现由族群和其他少数群体提出的另种史观，指出居于统治地位的主流历史，把这些族群和群体的经历或是不怎么提及，或是全然压下不表。他们于是得出结论道：
    关于美国历史，应当怎样讲授的猛烈争论揭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怎样讲述往昔的故事，这就是一种力量。事实是，对美国历史的讲授--在教科书、牧师布道和竞选演讲中说了又说--对当代事件的发展过程本身起了重大作用（1994年，第157页）。
    以较为公正而多元化的手法重写本国的历史，可以视为民族成熟的象征：它已经能够正视自己的往昔。（“民族及其往昔”，1996年）。这个立场在新西兰人权专员的身上得到了正式的反映，他评论道：
    事实证明，我们的有记录的历史，对19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发生的重大事件的表述有很大缺欠；在那个时期进行过的争取文化平等的斗争胜利了而又失败了。……我们如今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大体上，我们的历史书籍把事情弄错了。我们正在重写历史，这是我们演变成熟过程的一个部分（莱德劳，1990年，第293页）。
    由此可见，历史学界对往昔事件的解释互相冲突，破坏学术界和社会的一致，而若矛盾尖锐，则有可能直接影响到教育政策。例如法国在大革命二百周年时，从国立学校的考试卷子中删除了某些东西；又如作为glanost（透明）的结果， 昔日确立而一致推行的国家的“官方”历史土崩瓦解，俄罗斯便下令禁止讲授本国史，并且取消了国立中学的历史考试（阿普尔比、亨特和雅各布，第290页）。另一方面， 史家有可能提出进一步的事实证据，质疑对公认的历史版本的解释和其中留下的空白。例如1997年9月日本历史学家永三郎（译注：1913年生； 历任多所大学讲师、教授、名誉教授；多卷著作包括《太平洋战争》、《历史与责任》、《审定教科书》等）赢得诉讼，使法庭宣判日本文部省对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二战期间日本暴行材料的审查为非法（《国民前卫周报》，1997年9月7日）。
    但是，质疑业已确立的历史版本一事的政策意义，并不限于澄清历史或纠正教育部门对学生的误导。事实上，特别是有些群体感到自己受到往昔的历史局势或事件、主流史学家从史料研究得出的结论和分析的负面影响，要求翻案或修订；这种要求启动了对有关历史的重新审视，其中有些已经导致国家在全国修改政策。一个重要的例子是，许多后殖民社会中本土人民对土地提出的要求，得到政治和司法当局的审查。这些要求所引以为据的“土著所有权”（native title）概念，便是按照传统习惯和当前继续通行的土地关系界定下来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一些非洲国家的有关当局，均要求历史学界研究确立这些习惯和土地所有制关系，以期证明这种要求的历史实在性。由法院或特设委员会和特别法庭传下来的若干判例所形成的政策，肯定土著人民的所有权，便是以对历史详情的回顾为根据的。更有这样一些案例：史家在现存著作中表达的一致意见得到接受，成为这些要求据以成立的事实基础（怀唐伊[新西兰地名]审判，1985年）。此外，还常常拨出专款委托学术界研究特殊问题，既调查某些具体要求是否合理，也就历史情况提供广泛的报告以作为备参考的背景材料（土著人士及托雷斯海峡岛上居民委员会，1993年；李，1994年；迪里，1996年；协议和解厅，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