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至最近两年，史学界许多人在思考新世纪历史学的发展问题，提出了不少值 得参考或耐人寻味的建议。有的在努力探寻新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角度，有的倡导多元、 多样化的发展思路，有的设计了“通俗史学”、“影视史学”等概念，有的高呼到“文 化市场”找一找卖点……而愚之所见，则认为新世纪历史学健康的发展，首要的应当 强化其学术性。这与时下有些提法并不矛盾，但也确与有些说法相抵牾。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一样，具备学术性、知识性 与可应用性。大凡史学著述、史学活动以及所有与史学相牵连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 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史学的这些性能。然而，在当今成为一门系统学科的史学中，学术 性乃是最根本的立足点，否则不成其为学问、更谈不上科学。史学的发展，主要的是要 在学术上加强历史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史学的知识性则依托于学术性的发展而发展。至 于史学知识的可应用性，则依应用者的目标、手段、方式而有鱼龙混杂的表现，大多已 不在史学的范围之内，即史学本身具有的可应用性，往往被人们用于其他领域，应用的 结果往往脱离出史学规范。
    这本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近年好心为史学找“出路”的种种提法，却将之弄得混沌 一片。例如关于“通俗史学”问题，有的议论竟将历史题材的小说如《三国演义》、《 水浒传》等等甚至某些戏剧也收入“通俗史学”之中，指鹿为马，混淆史学与文艺作品 的界限。史学的任务是清理和判定真实的史事而予以条理化地叙述，并且对史实提出准 确、深刻、科学、系统的理性分析，史学既属于社会科学，它自有区别于其他文化门类 的学科规范。史学著述亦有专精与普通之别、有学术水平高低之差，但不得公开、肆意 地塑造自己也知道是虚构的故事，则是史学规范的底线。诸葛亮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但 “空城计”的故事却是不可据信的传说，二十四史之一的《三国志》对此摈弃不取，裴 松之的《三国志注》更考辨此类传说的虚构不实。迟至明代，《三国演义》的作者当然 熟读过《三国志》及裴松之注，明知并非史实却添枝加叶地塑造出生动感人的“空城计 ”一类故事，这完全不符合于史学规范，但契合于文学规范，在史学标准下失真，却因 为不违背诸葛亮沉着、智慧的特点而合于“艺术的真实”。因此，我们尽可以欣赏“空 城计”故事和戏剧的艺术美，但决不应将这类故事与戏剧看成是什么史学作品。史学作 品不管是精深的专业研究，还是适于知识普及的一般读物，都应当在内容上追求写实， 而不是有意地运用虚构；在表现形式上是理性地从旁叙述与据事评析，而不是对人物形 象和故事情节予以典型化、夸张化地加工描绘。因此，判别史学作品和文艺作品是并不 困难的。
    由上述“通俗史学”还延伸出“消闲史学”的说法，说是要开发史学的消闲功能。这 种设想不免令人疑惑：人们生活中确实需要消闲和娱乐，但消闲方式千差万别，单就阅 读而言，有人爱读小报上的明星琐事，有人爱读黑幕小说，有人爱读唐诗宋词，有人爱 读正规的通史、断代史，也有人爱读相邻专业的学术著作来消闲，而且同一个人在不同 心境或条件下，也会有不同层次的消闲爱好，我们准备什么档次的史学作品来供应“消 闲”呢？史学能够变成人见人爱的玩偶吗？
    提倡“通俗史学”、“消闲史学”以及“影视史学”等等，大抵是出于历史知识的普 及而发出的议论。史学研究得出的可信赖的历史知识，确有必要面向社会普及，对广大 读者宣传，正如自然科学需要尖端性的研究，也需要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一样。我国古 代随着书籍印刷术的推广，自宋代即已出现普及性的历史著述，如司马光的《历年图》 曾被人改易书名，“摹刻于板传之”（见（《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七十一《记历年图后 》），章衡《编年通载》被族人“募工镂版以广其传”（《编年通载》，卷首，章楶序） ，这一类史书尚有多种，而诸葛深《历代帝王绍运图》、江贽《资治通鉴节要》等等则 为自宋代至明代长期广泛流传的普及性史书。明代普及性史学发展到极为繁盛的程度， 在种类和部帙上占了压倒性多数，其中如收录多人评论的编年体“纲鉴”类通史，不同 形式和内容的史抄类、史评类史书，前代、通代及当代人物的各种传记以及杂史类著述 ，不断编撰、反复刊刻，若千帆竞发，风行一世。这些书遵循史学规范，采取史书体式 ，不故意采用已知是虚构的内容，即使靠商业运作的坊间刻本，也不以夸张情节、塑造 形象的文艺方式取悦读者，是为真正的普及性史书。20世纪50、60年代，也出现了《中 国历史小丛书》《历史知识丛书》等优秀的普及性史书。简明、生动的史学著述，是历 史知识最可靠的普及形式，文艺作品当然也可以起到宣传历史知识的作用，但如果文艺 作品宣传了准确的历史知识，它仍然属于文艺，是尊重历史真实的文艺；如果文艺作品 歪曲史实、宣传错误、腐朽的历史观念，那就更与史学准则背道而驰，史学界应予以严 肃地批评。谈论史学的普及和发展，完全没有必要揽入历史题材的小说、戏剧等文艺作 品滥芋充数。利用电影、电视普及历史知识，是效果显著、值得提倡的方式，这在国内 传媒中早已得到运用。例如中央电视台的《百年中国》等大型历史文献影视片，北京大 学的《中华文明之光》、凤凰卫视的《金字塔之谜》、阳光卫视的系列片《人物志》等 等，数量甚多，不胜枚举，均使用图片、录像等资料进行历史的讲解，也偶尔摘取文艺 作品中的片断影像（惟摘影像，不取情节）来增强视觉效果。如果说有所谓“影视史学” ，应当是这种影视节目，而不是包含一点点历史题材的故事影片。
    应该说明的是：尽管普及性史学著述拥有较为广大的读者，但史学的发展仍然是以学 术研究的发展为主导，正如科学普及著述不能代表科技的发展一样。时下提倡“通俗史 学”者有将之视为“时代呼唤”、是史学的“出路”和“改革”，已失之偏颇，更有意 无意地贬损学术著述为“象牙之塔”、“远离社会”等等，则成为无益于史学发展的错 误观念。
    人类社会发展至现代，学术界已成为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史学只要立足于学术 ，便毫无“远离社会”之嫌。中国古代，向有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而所谓“经世 致用”，实际是将历史知识用于政治、军事等等史学以外的领域，表明古代学术事业还 未能取得起码的相对独立性。而在社会发展缓慢、停滞的古代，史学较能提供有效的经 验借鉴和行政参考，在激烈政治斗争与思想斗争的社会环境下，历史知识也较能引人注 目地被应用。而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代，出现许多亘古未有的新挑战、新问题，历 史知识不再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万能灵药。于是，没有了各界对探讨中国历史“五朵 金花”的普遍关注，没有了万众批儒评法的热闹场面，史学相对冷清起来，人们对此不 大习惯，好象史学不为学术之外的力量使用就不舒服，“史学危机”、史学“低落”等 议论大半由此而引发。
    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有人提出“史学面向文化市场”的发展思路，这当然不能完 全否定，但也只能是对普及性史书的要求。史学作为一种学术，其前沿必当日益走向精 深，一般而言，越是学术水平精深的著述，越不应苛求它拥有广大的读者，这在所有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概莫能外。因此，完全没有必要给史学强加过多的社会功能，随着 时代的前进，史学会越来越主要地在学术范围内发挥其社会作用，在学术上不断提供深 刻精到的历史认识，就是对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贡献。虽然不能否定史学普及的必要性 ，但史学是否发展、水平是否提高，应以学术性作为判断的标准，在史学发展史上，一 部具有开拓性的精深的学术著述，比千百部泛泛之作更有价值。只有强化学术性，才能 推动史学真正健康地发展起来。
    在史学上强化学术性，需要史学工作者发扬扎实、严谨、不惜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 将缜密的史实考证与深入的理论思维结合起来，立志献身于学术事业；更需要社会和学 术界营造一个有利于学术发展的文化环境。当前，应当积极掀起学术性的史学批评，史 学批评应当在实事求是原则下提倡尖锐、泼辣的风格，这是检验史书学术水平的重要手 段，也是遏止“炒冷饭”、搞拼凑、相互吹捧和抄袭剽窃等不良风气的利器。在学术研 究的管理机制上，建立公正、高效、负责任的各级学术评定体系，尤为重要。学术评定 不应追求表面化的繁荣，要少作注重数量的评估，“量化”不是社会科学管理的准确方 法，强调“量化”反映的是管理者的懒惰。归根结底，树立强化史学学术性的观念，使 之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对于21世纪史学的健康发展是十分必要的，有了明确的学术观 念，才可以逐步地强化促进学术进步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