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我们的秦汉史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主观上的思想解放。过去禁锢着人们思想的许多条条框框被打破，人们摒弃以往那种政治化、公式化的研究模式，大量吸取实证学派的研究方法，转向具体的名物制度研究，在选题上重视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使得学术成果丰富多彩。二是客观上的地下考古资料不断出土。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期制约秦汉历史研究的“瓶颈”因素，在有限的文献材料之外，为学者提供了更多地为炊之“米”。于是一阵阵的“简帛热”、“画像热”扑面而来，各种初步释读和深入研究之作布满书肆，相关的学术研讨会也不断在海内外各地举行。
    考古资料的大量出土，当然是使秦汉历史研究进一步细化和深化的福音。其实，它的价值不仅是资料的简单叠加，更是视野的开阔和思路的启迪。也就是说，应该将它视为另一种不同的“文献”，它的作用不仅仅是证史和补史，而是启示我们开拓秦汉历史研究的新境界。比如可以根据秦汉简牍的大量档案材料，对当时的人口、年龄、性别、疾病、生产状况、生活习性甚至思想观念等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综合研究；可以根据气象、物候、地产、工艺制造、商业流通等种种原始记载，对当时人类的生存资源和生态环境进行细微研究，从而推动多学科的交叉融合，追求一种传统文献不能完全提供的社会整体知识。
    毋庸讳言，目前的秦汉史研究，仍然存在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事实不见分析，只是讲是什么而不讲为什么的倾向。比如目前的研究成果，大量的是重复翻炒无谓考证的小文章。这种文章篇幅短小，容易做成；一些编辑缺乏眼光，也认为此等成果“扎实”、“不空疏”，发表亦不困难。考证文章不是不能写，而且它们还是历史研究很基础性的东西，但一定得是真正有功力者才能担当。而现在高校实行以数量评定教师学术水平的体制，使那些所谓的考证文章成为一些人急功近利的拼凑之作。而计算机网络搜索引擎的大量应用，使一些没有读书根底的人，文章选题来自“期刊网”，写作材料来自“期刊网”，成果完成后硬伤累累，归宿又是“期刊网”。如此，研究者不能以小见大，互相之间也缺乏呼应，不能不使史学面貌呈现“碎片化”趋向。
    历史研究“碎片化”的另一种表现，是目前的断代区隔过于森严。一些作者为知识背景所局限，写出文章来“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只在自己所熟知的领域就事论事，而不能从长时段的角度去动态地分析问题。制度本来就是一定条件下形成的规程体系，对社会发展往往具有本质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它前有源，后有流，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变化多端，十分复杂。可是现在某些研究制度的文章，不能由源溯流，往往为史实的表象或文献的虚假记载所迷惑，原因就是不能从历史全局的高度来观察问题。史学的本质就是写出一种器物、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群组织的演变轨迹来，如果大家都在自己熟知的小圈圈内扒梳打转，就很难练就一双史学大师的慧眼。
    秦汉历史研究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我们现在比较缺乏大型的，有学术眼光的断代史著作出现。我在过去的一篇文章（《评半个世纪以来〈秦汉史〉编纂之得失》，《史学月刊》1997年第6期）中曾谈到，从1946年7月到1947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有翦伯赞、劳斡、吕思勉、李源澄所著的四部不同风格的《秦汉史》出版发行。从1955年到1957年4月，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又分别有何兹全、杨翼骧、钱穆所著的三部秦汉史著作问世。然而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的三十年间，中国大陆没有一部新的《秦汉史》问世（海外分别有台北1974年版姚秀彦著《秦汉史》和英国1986年版《剑桥中国秦汉史》等），直到1989年才有林剑鸣所著《秦汉史》出版，接着1993年又有由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的《秦汉史》出版。但是从那时到今天已经将近二十年，我们却没有再见到一部有学术含量的《秦汉史》。这期间，秦汉历史研究的新材料、新成果大量涌现，其整体面貌的变化不可谓不大，为什么新的总结性的断代史著作却迟迟未能出现呢？所谓等待条件的完全“成熟”是永远不可能的，其原因只能归结于我们的学者缺乏一种历史研究所必需的“会通”精神。
    中国古代的学者重视著史之“通”。如宋代的郑樵认为，历史如江河奔腾向前，只有通史能够使上下“通为一家”，“极古今之变”，而断代为书，则势必造成“古今成间隔”。所以他推崇司马迁的《史记》为会通之典范，说“会通之义大矣哉”。确实，《史记》体现了一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和“成一家之言”的文化精神，其中“通古今之变”是枢机。只有贯通古今，把具体的历史事项置于大时段的分合演变中，才能找出进化的因果规律，然后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回答历史上无数个为什么的问题，“成一家之言”。所谓“究天人之际”是讲历史发展大趋势下如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问题，正因为司马迁不是囿于史实仅仅做低层次扒梳纪录工作的史匠，而是要高处俯瞰，力求探索史实背后的意义和规律，他才能完成这样一部不朽的史学巨著。
    与司马迁、郑樵相呼应的是清代的章学诚，他的“会通”思想主要反映在《文史通义》一书中。乾嘉时代有两个学派最突出：其一是强调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订的考据学，号称“朴学”。它由清初的实学发展下来，因为畏避文字之祸，人们趋之若鹜，一时蔚为风气。其二是空谈义理的程朱理学，被当局意识形态化并奉为学术正宗，占有庙堂之优。章学诚对二者皆不满意。一方面他认为朴学“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使得具有经世大用的史学反而成了“竹头木屑之伪学”。另一方面他认为理学“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守陋自是，枵腹空谈性天”，为“通儒”所耻言。章学诚并不是排斥义理，而是认为“言性命者必究于史”。
    他认为钱大昕等人的考史之作和“清实录”、“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史馆编修的皇皇巨著皆非史学：“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古人所谓‘史学’，则未闻也。”在章学诚看来，所谓史学必须具有“义”或“史意”，即要有“史家著述之微旨”，同时又“固非空言著述也”。以此标准划分，他把史书分为“撰述”和“记注”两类，认为能代表史学发展水平的是撰述之作，因为它蕴含有“史意”，有观点，有材料，有分析，是史家创作的独断之学；而记注不过是史官的记载和后世对史料的选辑汇编。
    其实，西方学者也很重视历史研究中的“会通”精神，如法国年鉴学派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他在1958年撰写的《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中就认为，历史可以被区分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历史学家最重要的工作是研究长时段的社会发展而不是仅对短时段的政治、军事等事件做详细考究。对总体史观、问题史观的继承和创新是布罗代尔史学思想的精髓，这些都在他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著作中有充分展现。他着力于从研究对象在数十年的中时段的周期波动中，进一步找出在百年甚至数百年以上长时段中，整个文明的发展趋势以及延续于其中的基本社会经济文化结构。西方另一重要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也说，历史是“人类在时间中的科学”，“事件在时间中得以汇聚，意义由时间得以澄明”，而后一个“时间”，往往指的是长时段。
    在当今的秦汉史学研究领域，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着力探索史学“会通”之道的学者，李开元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早在1986年的第1期《历史研究》上，就曾发表《史学理论的层次模式和史学的多元化》一文，试图建立自己的历史学层次模式理论。他后来又对这种理论进行修改完善，认为史学的整体是由三个层次构成：首先是基层史学，以确立历史事实之具体存在为目的，以考释和描述的方法追求史实之复原。其次是中层史学，在基层史学已经确立了的史实之基础上，以探讨各个史实间的相互关系为目的，以分析和归纳的方法追究史实间关系的合理解释。最后是高层史学，乃是在基层史学和中层史学已经确立了史实和史论的基础上，建立历史演化的一般法则和理论模式，抽象和假设为其方法之特点。他认为，这种理论的关键，在于能否找到一种将三个层次进行贯通的分析方法，“上可以上升到理论模式之建立，下可以直接带动原始史料的考证解读，中间也可以有助于史实间关系的建立和分析”。这种探索，李开元后来在他于东京大学获得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及2000年出版的《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一书中得到了展现。
    这本书的篇幅并不长，论点也可以进一步讨论完善，但却具有深远的方法论示范意义。他开宗明义就提出自己想要认识和研究的问题，是一个学术界长期争论、世界上没有先例，但却构成中国历史的最基本特点之一的皇帝官僚制下的王朝循环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他的方法是从起源入手，即通过对六十年（秦朝末年至汉景帝后期）史实的考证分析，由汉帝国的起源以了解中华帝国的起源；通过对刘邦集团结构和性质的典型研究，以了解汉帝国的结构和性质。他摒弃过去那种研究方法，即疏离原始史料的考证，从而将高层理论完全建立在纯粹的推论和假设之上，因此无法将自己的结论还原到较低层次的史学研究中以求得实证，而是独辟蹊径，力图将史学的三个层次进行贯通。
    李开元从微观入手，通过对汉初“高帝五年诏”的考释，通过对秦、楚、汉之间爵制变动的分析，对《商君书·境内》和《史记》、《汉书》相关材料的汇总，列出几种“军功爵赏表”（可惜当时张家山汉简的材料尚未公布，不然其论点还可以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之上）并进行细微演绎，从而追踪描述了刘邦集团如何转化为新的统治阶层的历史过程。他考证，汉初赐田宅的主要对象约60万人，按平均赐予5顷耕田和25亩宅的标准来计算，这个群体约获得3亿亩耕地和1500万亩宅地，相当于当时全部耕地面积的40%；按一家五口计算，他们约300万人，约占当时人口总数1500万的20%。结论是，汉初确实存在一个掌权的军功受益阶层。他把详尽的考证和精当的分析相结合，打通了基层史学和中层史学的通道，“中层的结论，不但可以还原到基层中得到原始史料的证实……而且中层的问题意识又使迄今难以利用的大量零散史料有了得到系统利用的可能”。
    李开元并未到此为止，在全书最后的“结语”部分，李开元又专辟“军功受益阶层通论”一节，探讨“军功受益阶层”这样一个打天下、坐天下的群体，究竟是汉初的特殊产物，还是贯穿于中华帝国两千年中的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史学概念？经过作者对秦帝国（包括统一之前的秦国）、隋唐帝国以及东汉、魏晋、北宋、蒙元、明清等历史时期史实的概略分析，结论是：“尽管可能因时代不同而有种种变形，军功受益阶层这样一个概念，是可以作为一条首尾一致的主线贯通于中华帝国二千年当中的。”这样他用归纳抽象的方法，又打通了基层、中层史学与高层史学的通道，将“军功受益阶层”变成一个无时态限制，具有相当涵容性的普遍性理论概念。当然，正如作者所言，这还只是初步的推论，如何对不同时代的军功受益阶层进行更细致入微的实证性研究，将有待于进一步的工作。
    李开元能够启发我们的，不是具体的结论，而是历史研究所需要的问题意识和整体观念。这不是说所有的学者都必须去做宏观历史的研究，而是说基础性的专深研究都应该有一个关照宏观的问题意识，先有宏观视野，后有微观视角，这样才能为通贯的历史认识提供有意义的新看法，所谓“通识”也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获得有力的实证支撑。